很多人支持周赫煊的這種研究思路，也有很多人站出來反對，認為周赫煊的那一套屬於歪理邪說。
牛津學派的加塞特就寫文章反駁說：“隱喻是毫無用處的修辭格，它淹沒並消解主題，除了騙稿費實在沒有彆的作用。在戲劇創作的時候，應該用直白的語言，直接的表達思想和主旨。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隱喻，沒有周赫煊先生分析的那麼複雜，它僅僅是一種普通的創作手段，我們不應該對此進行過度解讀。”
短短幾天時間，英國的文化界、戲劇界就吵起來，一派支持周赫煊的觀點，並就此進行深入研究，另一派嘲笑周赫煊的解讀純屬多餘，屬於戲劇創作理念的倒退式研究。
與此同時，英國的語言學界，也開始關注周赫煊提出的認知語言學。甚至有語言學家給出版社寫信，向周赫煊請教認知語言學的詳細內容。
周赫煊非常大方地回信，把認知語言學從頭講述。
比如隱喻理論，在認知語言學中就分為三種，即本體隱喻、結構隱喻和取向隱喻——隱喻並非隻存在於文學作品當中，我們平時說話也經常用到，比如罵人說“你這頭豬”。這就是隱喻，人非豬，但可以跟豬一樣笨。
在回信以後，周赫煊乾脆寫了一篇關於認知語言學的論文，發表在英國的學術期刊上。
如今西方正在興起一種“結構語言學”，常常以城市來命名，比如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像布拉格學派，就是專門研究“功能語言學”這一分支，美國那邊還有美國結構主義學派。
周赫煊提出的“認知語言學”，既不同於當下主流的傳統語言學，又不同於新興的“結構語言學”，立即引起英國諸多語言學家的興趣，竟然在30年代中期形成一個“倫敦學派”，接著傳播到美國和法國形成“巴黎學派”、“紐約學派”。
周赫煊關於莎士比亞戲劇的全新解釋，在英國一直沒有定論，擁護者眾多，反對者也不少。反而是他提出的“認知語言學”，飛快地在英國傳播開來，並開花結果醞釀出多個分支。
至40年代初，“認知語言學”和“結構語言學”，已經成為世界兩大新興語言學流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周赫煊的“認知語言學”，甚至被歐洲一些學者做為反法西斯的武器使用。因為這種語言學的理論，充分注意到不同民族的認知特點，以及對語言表達的影響，各國學者的研究結果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
周赫煊也被公認為“認知語言學”的創始人，在語言學界的地位舉足輕重。事實上，周赫煊隻寫過一篇論文而已，大致闡述了“認知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剩下的內容都要靠後來的研究者去補充。
但不管如何，後世在提起周赫煊的時候，“語言學家”這個頭銜是摘不掉的。也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甚至一些周赫煊的研究者，信誓旦旦地聲稱周先生會說20多種語言和方言。
還有好事者編撰著花邊故事，比如周先生初到某國時語言不通，跟一位當地的姑娘相愛同居並學會了那裡的語言。這種扯淡的愛情傳說，居然還被拍成了電影，結果被周赫煊的後人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