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問道：“既然平等，那世界各民族之間，為什麼會存在那麼大的差異？這種差彆不僅體現在文化風俗上，還有智力、道德和性格等多方麵。”
“這個問題說起來很複雜，”周赫煊道，“先來說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南太平洋野人，他們為什麼會原始落後？因為孤懸海外，跟外界缺乏交流和溝通。中國和歐洲，曆來是互相影響促進，這種交流大大加快了人類的文化和科學發展。”
辜鴻銘笑道：“中國人的四大發明，確實促進了歐洲科學的發展。至於中國嘛，在近代以前，一直是獨自進步的。”
“也可以這麼說，但中國還是受到了一些影響的，”周赫煊道，“比如二胡和琵琶，這些樂器就來自中亞、西亞。西方的星座學說，也早早傳入中國，蘇東坡就是忠實的星座迷，他常常自嘲摩羯座都是倒黴蛋。”
“哦，蘇東坡還信星座之說？”辜鴻銘驚訝道。
周赫煊道：“《東坡誌林》裡有記載。退之詩雲：我生之辰，月宿直鬥。乃知退之磨蠍（摩羯）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蠍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這段話的大致內容，是蘇東坡吐槽自己和韓愈同命相憐，都跟摩羯座扯上關係（一個命宮摩羯，一個身宮摩羯），命不好，經常遭到誹謗攻擊。（老王語：感覺這是摩羯座被黑得最慘的一次。）
辜鴻銘聽了大笑：“哈哈，想不到韓愈也是摩羯座，看來以後我要多多研究星座了。”
周赫煊又說：“一個民族的特性，跟它最初的發源地有關。適合耕種的地區，發展出農業文明，而土壤淺薄的地方，則發展出遊牧文明。就拿中國來說，為什麼起源於北方？因為以原始的農業技術，南方炎熱多雨的氣候，是不適合耕種的。”
“有點意思，你繼續說。”辜鴻銘研究中國人，是從文化道德角度來展開，周赫煊的觀點讓他耳目一新。
周赫煊繼續道：“中華文明屬於典型的農耕文明，遠古農業要發展，需要秩序性和穩定性，所以中國人崇尚集體主義。儒家的禮教道德，不外乎是為集體主義說項。然後逐漸演化下來，就成為三綱五常之類的東西。”
辜鴻銘想要反駁，但細細想來卻似乎有點道理。
“而西方呢？”周赫煊又說，“如今歐洲興盛的國家，在古希臘、古羅馬的時候都還是野蠻人。但野蠻征服了文明，於是迎來中世紀的黑暗，直到文藝複興才重見光明。他們因為靠近地中海和大西洋，最後誕生了異於農耕和遊牧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是商業文明，戳穿了就是逐利。工業革命是為利益，殖民屠殺是為利益，十年前歐洲那場大戰，也是為了利益。”
“這個觀點很好，甚合我意。”辜鴻銘也認為西方文明是利益文明，不過他也強調中華文明是道德文明。
周赫煊說：“辜先生的《春秋大義》我讀過，也很同意你對各國族群的分析。擔我認為，這種民族性差異並非天生，而是長久以來的曆史影響造成的。”
辜鴻銘問：“那你是否同意我書中的觀點？”
周赫煊笑道：“我很同意辜先生所言，中華民族確實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也具備深刻、博大、簡樸和靈性死忠美德。正如辜先生說的那樣，中國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擁有永葆青春的秘訣。我敢預言，用不了一百年，中國又會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巔。”
“哈哈，同道中人也。”辜鴻銘歡喜道。
周赫煊語氣一轉：“但我不認可辜先生說的道德興國。”
辜鴻銘有些不高興了，質問道：“你覺得西方的逐利治國方式，能夠長期有效？我看不然，西方國家，已經被商人財團操控了，總有一天，這些國家要被毫無道德的商人搞得崩潰。”
所以說辜鴻銘通曉西方呢，他眼光看得很準。從20世紀到21世紀，歐洲各國確實被財團利益捆綁，漸漸在走下坡路，他的觀點也有一定的道理。他還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預言德國的軍國主義將會毀滅。
可惜看準了問題，開的藥方子卻不對，咱們的辜先生說，愛和道德才能拯救世界。
這得有多天真！
周赫煊無奈地笑道：“辜先生在著作中所言，是想做民國的孔子吧。但先秦亂世，最終以秦國統一天下而告終，秦國恰恰靠的就是逐利。你跟那些軍閥談道德看看，聽說張宗昌邀請你當山東大學校長，你可以跟他講講道德，且看他聽不聽。”
辜鴻銘瞬間無語，繼而反駁道：“秦國雖然統一六合，但卻二世而亡。逐利隻能走向崩潰，道德才能長治久安。”
“但利能聚人心，隻要讓大部分人有利可圖，中國就能統一，”周赫煊說，“不過我也同意辜先生的觀點，道德能使國家長久。我的看法是，以利謀國，以德治國。”
“以利謀國，以德治國，”辜鴻銘嘀咕著這幾句話，突然哈哈大笑，“這八個字說得好，你要是早幾年當上軍閥，我一定給你做謀士。”
兩人繼續聊著，總的來說氣氛還很融洽，隻是偶有觀點不同，誰也不能說服誰，辜鴻銘心裡堵得慌。
辜鴻銘午飯也沒留下來吃，高高興興地回到家中，還寫了副字讓仆人給周赫煊送去。這位老先生年底時接受德國記者采訪，他大言不慚地說：“中國現在隻有兩個明白人，一個是周赫煊，另一個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