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緊跟著說：“我對‘速寫體’還是比較了解的，五四運動期間就出現了。那個時候的‘速寫體’，還沒有發展得像今天這樣完善，大部分恐怕隻能算散文和隨筆，主要出自於剛剛踏進文壇的小青年之手。”
蘇雪林笑道：“我就是適之先生口中的小青年。那時家裡逼婚逼得厲害，我又死活不願屈服於包辦婚姻，就夥同黃英（廬隱）一起離開安慶，悄悄跑到北女師去讀書。當時的北女師真是大學者雲集，有胡適先生、李大釗先生、周作人先生、陳衡哲先生。我創作的第一個短篇就是‘速寫體’，現在想想真夠糗的，那哪是啊，頂多算一篇還過得去的隨筆。”
蘇雪林故意不提魯迅，這恨意夠深刻的。
鬱達夫估計是盤腿坐著不舒服，一條腿繼續盤著，另一條腿換成直立的姿勢，手臂搭在膝蓋上說：“的創作，最開始側重於解剖個人的心理，描述個人的遭遇。但在這幾年，開始轉向於描寫集體和集團，‘速寫體’也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集團化’、‘集體化’和‘群像化’的創作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速寫體’為什麼能夠流行起來，很大原因是它能夠承載這種創作任務。”
沈從文笑著補充說：“鬱先生說得雖然在理，但站在普通作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速寫體’的興起，主要還是在於它有市場。越來越多的刊物，需要刊登篇幅短小的作品，隻要創作出一篇合格的‘速寫體’，就肯定能夠拿到稿費。長篇和傳統短篇則不然，一是不容易刊登，二是容易被當局封殺。如此情況之下，大多數普通作者，自然會選擇‘速寫體’這種形式，因為它來錢快、沒風險。”
這話說得夠實在，引來眾人心照不宣的笑聲。
王文伯問道：“周先生怎麼看？”
“我很同意諸位先生的看法，但是，”周赫煊說著突然語氣變強，“我認為‘速寫體’流行的真正原因，是如今文學創作的背景和目的發生了改變。”
“請明誠細說。”林徽因笑道。
周赫煊闡述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是打倒舊文化、舊思想，傳播新文化、新思想。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為人生派’，著重描述社會現實問題，是對舊文化、舊思想的批判；而以鬱達夫先生為代表的‘為藝術派’，則向往自我解放和實現個人價值，是對新文化、新思想的追求。這兩派看似水火不容，其實創作目標是一致的，隻不過一個尋求‘破舊’，另一個尋求‘立新’。”
眾人都微微點頭，顯然很讚成周赫煊的說法。
周赫煊繼續道：“而現在呢，軍閥混戰已經基本結束，新文化、新思想也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運動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所以，在1927年以後，中國作家的創作目標就開始改變了，剛開始是反對獨裁、追求民主。而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內而外，變成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矛盾。所以，我們現在的文學創作目標，就應該以‘追求民主’和‘保家衛國’為主。搞清楚這一點，大家再回頭看看當下流行的‘速寫體’，是不是大部分都跟著兩個目標有關？”
“此言高屋建瓴，實在大妙！”一直沒說話的徐誌摩，突然拍掌讚歎。
淩淑華下意識的點頭道：“周先生說得有道理。”
陳西瀅笑道：“我喜歡這種理性分析。”
陳夢家是新月派詩人，他說：“豈止是，現在的詩歌也在向這兩個目標發展。幾年前的詩歌，大部分都是抒情詩，但近兩年卻冒出大量的敘事詩，而且很多都跟抗日有關。‘速寫體’非常適合描繪場麵，描繪特定背景場合之下的群體，說白了就是方便敘事、反映時代。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敘事詩和敘事出現，詩歌和的創作都會偏向於‘速寫體’！”
陳夢家這段話來自於他的親身體會，兩年前的上海，中國將士和日寇在季家橋雪中大戰，他主動跑去前線慰問和救治傷兵。
陳夢家看到勇敢的將士們在槍林彈雨中衝殺，負傷的士兵染成血人，有的戰士犧牲時還保持著瞄準的姿勢，田野上到處都是抗日誌士的新墳。他感受到極大的震撼，於是在戰士們的墳墓前，寫下悲壯的詩篇《在蕰藻浜的戰場上》，從一個浪漫派詩人轉變成現實派詩人。
就像陳夢家所說，以前詩人們喜歡純粹的抒發感情、放飛自我。而隨著日寇鐵蹄的逼近，這兩年出現越來越多的敘事詩，通過對現實事件的描述來表達情感思想。，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