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佩服這幾個人的才華，一是曹禺，一是沈從文，一是蕭乾。我自愧不如他們，才能要差好幾倍。”
就名氣來看，此時的蕭乾還遠遠不如曹禺和沈從文，而且他如今還沒有成為二戰歐洲戰場唯一的中國記者。
出發當日，蕭乾在大使館門口把周赫煊堵住：“周先生，我是蕭乾！”
“是秉乾啊，你什麼時候來英國的？”周赫煊笑問。他當然認識蕭乾，因為去年蕭乾還在做《大公報》副刊的主編，周赫煊視察報社的時候遇到過幾回。
“我去年底到英國的。”蕭乾有些尷尬的回答。
蕭乾的尷尬不僅在於國難當頭之際離開祖國，更因為他離開的原因——婚外情。他喜歡上了一個女鋼琴家，無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間做選擇，乾脆兩個都不選而一走了之（妻子離婚後投奔了延安）。
可見蕭乾在感情問題上非常優柔寡斷，這也就導致他連續好幾段婚姻失敗。他過幾年要跟一個英國混血女郎結婚，但那女人剛生完孩子就跟接生醫生出軌。這不算完，蕭乾的第三任妻子是個心機婊，看重他名氣才嫁給他，婚後發現名氣不管用就跑路了。
周赫煊問：“你在英國做什麼工作？”
蕭乾道：“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做助教。”
“有沒有想過做《大公報》海外特聘記者，專門報道歐洲戰事。”周赫煊發出邀請。
蕭乾笑道：“當然願意。對了，我這次來找周先生，是想請你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一堂課。我剛剛在東方學院開辦了一個短期培訓班，為支援中國抗戰的英國青年補習中文，向他們介紹有關中國的地理和曆史知識。”
“那是好事啊，那些英國青年願意幫中國打仗嗎？”周赫煊問。
蕭乾說：“他們都是英國公誼會的成員，他們同情中國的遭遇，大部分願意幫中國抗戰做宣傳和募捐，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國戰場的打算。最近周先生的街頭演講，讓他們大受感動，所以想親自聆聽你講課，講一些關於中國的知識。”
英國公誼會屬於教派組織，剛剛建立時保守而激進，到處抨擊英國國教會和清教徒教會。隨著幾百年的發展，公誼會變得越來越包容，甚至允許任何教派的信眾加入該會。
這個教派認為每個人都生而有“靈”，那是上帝播下的靈光種子，人可以借助“種子”認識真理，並由此獲得智慧和幸福。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人性本善，跟傳統基督教的“原罪論”恰好背道而馳。他們還認為《聖經》並非上帝對人類的全部啟示，隻要依靠“靈光種子”就能接近上帝，領悟人生的真諦，這又有點像佛家的頓悟。
為什麼要在本書中提及呢？
因為這個教派堅守“愛與寬容”的原則，並且強烈反對暴力，從美國南北戰爭到兩次世界大戰，都有公誼會的教友直接或間接參戰。他們往往站在“正義”的一方，包括中國抗日戰場，也有公誼會教友的身影存在。
等到蕭乾在東方學院的培訓班課程結束，這些英國公誼會的教友就會奔赴雲南。剛開始隻有4人，半年時間發展就到4人，並且陸續有中國、美國、加拿大、印度和新西蘭人加入，至抗戰勝利時已有數百人規模。
他們並未直接參戰，而是負責物資運輸、修理汽車、醫療救助、戰時服務等等，有些人永遠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
順便一提，援助中國的“英國公誼會救護隊”有兩位創始人，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他甚至把親兒子都送上了中國戰場——就是那個生產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大家也不用刻意去買他們的產品，因為進入21世紀以後，吉百利家族已經失去了對公司的掌控。
既然是國際友人，周赫煊自然不會推辭，他笑道：“等我從牛津回來，就去東方學院講課。”
“那真是太好了，相信他們一定會非常高興，”蕭乾突然問，“周先生，我可以跟隨你一起去牛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