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3月28日，伊斯坦布爾。
在近一百多年來，奧斯曼帝國經曆了數輪社會變革，究其原因，是由於在接連敗於為自己所不齒的敵人手裡以後，為了生存起見，以歐洲衝擊所引起的的民族危機為契機，從而掀起了社會變革曆史進程的帷幕，並且在改革的旗幟下，不得不從齊國引進大量的先進武器，同時，在軍事和經濟層麵也聘請了一些齊國的顧問，並且不論怎樣不情願，也不得不允許構成近代國家及軍隊基礎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製度的傳入。
另外，作為東方文明典範的漢洲大陸，為奧斯曼帝國提供了許多任人挑選的各種世俗化理論，如宗教自由思潮、愛國主義思想、科學理論思想，以及民族主義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索東方文明的奧斯曼帝國的學者、外交公使和駐外武官。
久而久之，這些東方的思想和見聞與來自歐洲的文明發生激烈的碰撞後，便有了通向奧斯曼帝國變革的道路，給予了奧斯曼帝國官員們以新的動力和方向，並且導致了一係列的社會變革和革命。
奧斯曼帝國早期社會變革的政治聯盟基礎比較薄弱，並沒有廣泛動員全社會各階層民眾積極參加，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開明人物在那裡孤軍奮戰。
此外，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也比較惡劣，表現為資源相對不足，科學技術落後，工業尚不發達，官員貪腐嚴重，還有國際商業競爭能力極差。
尤其是真神教傳統文化，以其頑強的生命力，發揮著雙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內容，如崇古主義、文化中心主義、泛道德主義、政教合一的傳統等相互推進，形成了抵禦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革的強韌防線。而另一部分內容，如變易意識、自強意識、民本主義等，則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與早期社會變革相結合，成為社會進步的極其重要的動因。
從奧斯曼帝國社會變革的曆史進程來看，在早期，它是與西方文化交織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會學習為主要內容的，是奧斯曼帝國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六十多年前，隨著齊國的迅速崛起，並隨之確立了環印度洋霸權後，奧斯曼帝國的目光便不由投向東方，開始向這個從始至終都力挺自己的準盟友學習，借鑒和參考他們是如何發展壯大，如何實現富國強兵。反映到帝國統治者階層，表現為一係列具有東方文化色彩的社會改革的嘗試。
在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改革中，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試圖通過社會的變革，借鑒歐洲的先進經驗，建立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現代的軍隊和行政機構，並重視能生產現代武器的科學技術，最終實現基於歐洲知識和技術的軍事、經濟、政治近代化的計劃。
然而，幾次不成功的改革，不僅絲毫沒有挽回帝國的頹勢，反而在麵對歐洲聯軍的進攻時，一敗再敗，逐漸喪失了對歐洲各國的軍事領先優勢，使得帝國全麵處於戰略防禦態勢。
後來，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開始試著轉向齊國，從漢洲引進教師和學校，並派遣少許留學生——主要是軍事方麵，到漢洲去學習語言、科學和政治，他們設立通譯局，翻譯來自東方的書籍。這樣作的最終結果，是在奧斯曼帝國造就了一群受過現代教育和具有親東方色彩的新階級、新社會階層的存在。
應該強調的是，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改革具有極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為了回應歐洲各國的挑戰，以及對帝國統治集團利益和地位所構成的威脅，而不是為了緩解長期的封建神權統治所積蓄的社會壓力和全麵發展民族工業。
換句話說，這種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製度性的，不論是從歐洲的學習，還是從漢洲的探索和借鑒，隻是學習他們先進的器物，而不是去學習對方的社會製度。這種思想的高度，反過來決定了奧斯曼帝國社會改革的高度。因此，奧斯曼帝國早期的社會變革，就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
反思常常是災難發生後的副產品。每當重大的軍事失利之後，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家們總是產生許多反思，總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態度來評論帝國的腐朽和軍隊無能的種種表現。
特彆是在貝爾格萊德慘敗後，喪失了大量歐洲領土，都使得帝國的許多仁人誌士痛定思痛，議論紛紛，使得帝國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意識到，僅憑奧斯曼帝國的光榮傳統和真神教文明，很難再為奧斯曼帝國重振雄風。
奧斯曼人在曆史上曾經學習與模仿過西方軍事和航海方麵的某些先進技術，而且在地理學和醫學等自然科學領域也借鑒過西方的經驗。但是，他們的學習與吸收能力卻隨著領土的不斷擴張，到15世紀以後，便逐漸地減退了下來，特彆是在社會價值觀和文化方麵的轉換創新更是微乎其微。
到了本世紀，儘管在軍事上有齊國不遺餘力地支持和扶助，但奧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卻比以往任何時期的都大。也就是說，一方麵奧斯曼人與歐洲在科學技術、文化、心理上存在著一條鴻溝，其間的差距具體表現在歐洲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在進步，理性觀念在發展，而奧斯曼人卻相對停滯不前。
另一方麵，雙方在軍事上、外交上、商業上卻又相互交往甚密，具體表現在歐洲國家可以陳兵奧斯曼帝國邊境，表現在歐洲人不但借助於海運、財富，而且還可借助於通商條約，在奧斯曼帝國境內施加日益增長的政治與經濟影響。
奧斯曼帝國曆史上的社會改革，可根據改革的主要內容劃分為早期和晚期。奧斯曼帝國早期改革家們所考慮的，主要是隨著輝煌時代體製機構的日趨腐朽而暴露出來的帝國內部的弱點，因而他們的改革實踐，也隻是著眼於過去，竭力想使那些體製機構回歸到原來的狀態，也就是著眼於恢複過去舊有的統治秩序，重振奧斯曼帝國一度失去的雄風。
例如1623年至1646年統治奧斯曼帝國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權的大維齊穆罕默德·科普魯盧，他們社會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敗之風，而他們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裡的大刀和沒收非法所得財產。
但是，隨著奧斯曼帝國在同歐洲聯軍交戰中一敗塗地，尤其1699年簽訂卡洛維茲條約和1718年簽訂巴沙洛威茨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之後，奧斯曼人從失敗和教訓中看到了歐洲的軍事優勢，逐漸地認識到了使軍隊近代化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並開始把他們社會改革的目光轉向東方。
因此可以認為，奧斯曼帝國後期的社會改革是從軍隊近代化的嘗試中啟動的。例如，奧斯曼帝國兩度恥辱地敗於奧地利和俄羅斯的事實，以及齊國由一個弱小疲敝的小國，接連擊敗荷蘭人和英格蘭人，迅速崛起為印度洋霸主，並在對莫臥兒帝國戰爭中，輕鬆取勝，這個事例告訴人們，隻要認真地學習齊國，推行社會改革全麵進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奧斯曼帝國擺脫貧弱，再度成為它的敵人的強大威脅者。
因此，讚成這種社會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於1718年上台當上了大維齊之後，同年6月，他呈遞給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進行軍事改革，迎頭趕上歐洲軍事技術發展的奏本，進行社會改革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