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國相較於我大秦，絕對是人煙稀少，國力虛弱。但它比起羅刹人在北海（貝加爾湖）和西伯利亞地區更為凋敝的人口規模來說，卻也是實力強勁的地區大國。”那名通譯說道：“再者而言，羅刹人經過上百年的征服和殺戮，已經和地方土著結成了生死大仇，根本無法利用當地的人力資源。反觀渤海國，除了他們核心統治階層為滿洲韃子和漢人外，境內還有無數當地的布裡亞特人、達斡爾人、鄂倫春人、鄂溫克人、赫哲人，因為語言習俗相近，長相也無太大差異，皆被納為治下之民。這使得渤海國麵對羅刹人時，便擁有相對優勢的人口規模，自然在軍力上對羅刹人那些零散的屯殖據點呈碾壓之勢。再加上齊國和北明持續不斷地扶持和支援，武器裝備更勝一籌，故而可以一直壓著羅刹人，不斷向西推進。”
“這渤海國狼子野心，除了不斷向西擴張外，將來肯定會對漠北和黑龍江地區生出覬覦之心。齊國人也是居心叵測，這般不遺餘力對其扶持，多半是想從北方挾製和威脅我大秦。”白承彬沉聲說道：“瞧著吧，以後我大秦一旦與齊國交惡，這渤海國必然會如同一條餓狼一般，從北方向我大秦發起攻擊。”
眾人聞言，均默然不語，隨後便相顧搖頭歎息。
齊秦兩國同宗同源，皆為華夏文明，其國民大部分也是來自秦國的移民，或者是秦國移民的後代。兩國友好往來數十年，民間商貿和百姓之間也是交流日益頻繁，儼然兄弟之邦，友善之鄰，兩國皇室更是彼此聯姻，甚為親密。
這一切都是看著那麼美好。
但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和演變，兩國之間存在的香火之情、兄弟之誼，卻也是愈發淡漠，甚至還有了一絲若有若無的隔閡。
尤其是自乾元二十二年（1704年）——嗯，這年也被齊國人稱之為國難年，齊國太祖、太宗相繼駕崩離世，秦齊兩國關係便再無此前那般親密無間，反而在諸多事務方麵不可抑製地出現裂痕，甚至是衝突。
秦國政府對於齊國放縱北明在朝鮮和遼東不斷侵蝕秦國領土和利益，抱以強烈的憤懣和不滿。
齊國商業勢力幾乎把持了秦國大部分對外貿易渠道，還不斷打壓茶葉、瓷器、絲綢、桐油等秦國傳統大宗商品價格，向秦國市場傾銷和走私大量廉價工業製成品，衝擊秦國脆弱的初級工業。
還有，齊國時不時地提出要秦國開放更多的貿易口岸，及至取消所有對齊國商業的限製，以便他們的資本和商品得以更為自由地進入秦國市場。
齊國海軍艦船肆意遊曳縱橫於大秦周邊海域，窺探著秦國海防，讓江南繁華之地直接暴露在齊國軍事威脅下。
從雲州（今北海道）、朝鮮、琉球、呂宋，再到安南、馬來半島、婆羅洲，到處都有齊國的軍事存在，加上北明、東丹和渤海，幾乎對秦國形成半弧形包圍圈，這讓秦國上下深思之，無不驚駭莫名。
更讓秦國為之忌憚的是，齊秦之間還存在巨大的差距，可以說，我大秦除了人口數倍於齊國外，在所有能表現國家實力的數據對比中，均遠遠落後於齊國。
而且，近十幾年來，齊國軍方的鷹派和某些“有識之士”，對當年太祖皇帝那般不遺餘力地對秦國扶持雖不敢直言批判和否定，但卻叫囂著要改弦易張，轉變對秦國的態度，對秦國實施全方位的遏製策略，以防未來構成對齊國的挑戰。
不過，兩國關係畢竟有著牢固的民間基礎和緊密的商業聯係，再加上雙方高層之間保持了必要的克製——其實，囿於西北邊患尚未徹底解除，而且自身海軍實力根本不足以挑戰強大的齊國海軍，使得秦國更多地做出了相應的讓步，這才維持了兩國之間既有爭執和分歧，又有互相需要（利用）的微妙關係。
但在一些眼界開闊的秦國官員和學者內心深處卻非常明了，秦齊兩國在未來某個時期，必然會因為地緣紛爭或者商業利益，爆發一次激烈的衝突，甚至會是一場浩大的戰爭。
10月2日，大秦使團原定出發的日期被迫推遲了三天，因為有太多的俄國貴族為爭奪一個商務出訪代表團的名額和攜帶多少販賣的物資而爭論不休。若非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一世和權臣緬希科夫的強行介入，說不定這些爭搶東方貿易機會的貴族會展開多場決鬥。
最終，這個代表團組成的規模龐大得令人咋舌，包括負責外交事務的樞密院大臣、陸軍委員會副主席、前外交公使，以及地理、植物、語言、數學等方麵的專家、醫生、教士、軍官等人員，還有數量眾多的雜役、奴仆，總數為三百二十五人，護送的士兵六百五十人。
整個商隊攜帶了大量貨物，僅毛皮就有130多萬張，此外，還有少量的皮革、呢絨、鏡子等。
瞧這架勢，準備要在秦國境內做一票大買賣，以補充他們空虛的國內財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