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
至於一些“器物”、一些先進工廠，更像是維係王朝統治的一塊漂亮的“補丁”。
齊國何以強盛，何以精進，何以製霸海洋，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在於施行數十年的普遍義務教育，在於朝堂內外、民間輿論對科學和製器上的關注和倚重。
而大秦曆數十年來，世之侈談“齊法”者，卻僅注於精製造、利軍火、廣器械，此不過抑末矣。
太後攝政期間，曾在鬆江府試行五年義務教育，以齊國改良課本為範，“新學”士子為師，廣招稚齡孩童，然推行不過七八年，便囿於財政乏力和生源寥寥（許多窮苦的人家的孩童需要幫家人做事，或者出來做童工），最後消散於無形。
一些曾於齊國留學歸來的有識之士也曾指出，“齊人立國，自有本末，雖教育文化（儒家文化）遠遜於我大秦，然馴至富強，俱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赦令院及內閣，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大炮、火槍、鐵路、機器，諸般事務，此其用也。而我大秦遺其體而重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此誠不相及矣！”
在固有的天朝權力體製下，大秦境內一些引進了先進機器和設備的工廠，因為傳統的思想和落後的管理方式，使其根本發揮不出應有的效益，投入產出相較於齊國投資設立的工廠，皆大為不如。
非秦人不艱，實無形之手桎梏矣。
技術源自創新，但創新並不一定是無中生有，而大多都是對現有技術的改進，即把許多舊技術整合成一個新技術，從而產生“1+1>2”的效果。
對於齊國這種一直都在為人力短缺而苦惱的新生國家，最重要的發明不是哪一種機器，而是發明了一種觀念，即以最節約人力——當然，後麵逐步轉變為節約成本--的方式產生最大生產效益。
後世曾有學者言，科學的意義不在於“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
在擁有龐大人口數量的秦國，許多“有用”的科學淪為小道，效率極高的機器成為附庸，因為人“又多又便宜”，機器在某些時候，會被視為有害無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必須靠勞力來生存的狀況下。
這個時期，在秦國境內，在有識之士的主導下，節省勞力的技術和工具仍有新的發明和改進，但基本隻為了適應小農副業生產而已，根本與大生產模式無關，以齊國人的眼光來看，這些發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機器。
現代工業的秘密在於技術創新，但新技術和新機器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在短期內，會讓傳統勞動者失去工作，造成失業和社會不穩定，並可能威脅皇權。
比如，在江浙地區，一些實力雄厚的棉布生產商陸續從齊國引進蒸汽機驅動的大型棉紡機和織布機，雖然提高了生產率，麵對齊國所產棉布也更加具有碾壓性成本優勢，但它所引發的“創造性破壞”招致各方反對，甚至不乏有被裁汰的工人鬨事，破壞機器的事件發生。
若非，地方官府和商人通過移民牙人的途徑，將大量生活無著落的織工弄到外來移民船上，打開了一個“泄閥口”，怕是會惹出更多的民亂。
茶葉，向來為大秦主要出口商品，但卻一直維持在繁重的家庭與手工狀態，而未能發展為規模經營和機器大生產。若乾年前，曾有好事的齊國商人尋得此商機，將漢洲本土製造的幾架揉茶機弄了進來，以期賣出一個好價錢。
但秦國境內的眾多茶商卻因為擔心引起揉茶工人的騷動而未敢投入使用，讓準備大發一筆的齊國人愕然不已。
乾元三十年（1712年），江南眾多商人聯合齊國江南商社共同投資，準備修建蘇鬆鐵路（上海-吳縣）。卻不料，引發巨大爭議，曾有無數馬車夫駕駛車輛衝入鐵路工地，阻礙施工，唯恐擔心鐵路通車後，會影響自己的生計。
乾元三十五年（1717年），大秦內閣於工部下設立織布局時，帝曰“十年內隻準國人商賈附股搭辦，不予另行招股設廠。”
“恐機器一行，失業則多，無從安置”。
禮部尚書樊伯思曾有奏章言及，“我大秦自強之道，與齊國相異。齊國以商務為國本，大秦以民生為國本；齊國之自強在經商，大秦之自強在愛民。齊國民數少，故用機器，而猶招募國中百姓以補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數繁，故則少用機器，窮民猶以謀生無路而多出洋之人。”
明末大亂，滋生無數遊民，群起蜂擁，最終覆滅了大明朝廷，使清虜趁虛而入，神州腥臊。
大秦當以戒之。
凡是脫離當時社會秩序的約束與庇護，遊蕩於城鎮之間、鄉村郊野，沒有穩定的謀生手段，迫於生計，以出賣體力或腦力為主，也有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生活資料的人們，皆可視為“遊民”。
遊民處於社會最底層，他們潛意識裡，隻有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才會改變現有一切。他們不理會秩序，渴望衝突，甚至歡迎劇烈的社會衝突和社會動亂。
在古老封建王朝中，所謂“遊民”，很大程度上是失地農人，或者農業社會的剩餘人口。
齊國就沒有產生“遊民”嗎？
自然是有的，但“遊民”尚未遊動，便多被政府強行給塞至海外領地，為王前驅，去開拓更多的民族生存空間。
而在儒家文化包裹下的大秦王朝，最為關注的永遠是皇權的鞏固，王朝的穩定，以及體製的固定。
“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機器漸行，則民風不再，且失業者漸眾，胥天下為遊民，其害不勝言矣！”
歎之，一切曆史最終都會指向製度本身，意識之基。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貴而惡貧寒，每個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古老華夏之民，也概莫例外，未能免俗。
司馬遷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商人的出現，打破了財富的平衡，金錢權力形成對政治權力的威脅，因此，觀曆朝曆代，凡統治者無不極力打壓商賈之勢力，重農抑商，以農業消解手工業和商業，以“均貧”削減貧富差距。
“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矣”。
因太後薨逝，舉國而喪，豔舫上那名揚州大鹽商正在為不能帶走看中的嬌俏“瘦馬”，尚在鬱積於胸之時，卻又從戶部鹽政司收到了一個讓他沮喪至極的消息。
為太後治喪，國用不足，協資巨萬，以為皇家儘忠！
爾等商賈，速速打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