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儘歸於己，以天下之害儘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此段文章，雖為南雷先生（黃宗羲）數十年前之言，但今日複讀，仍舊震耳發聵呀！”
在大興府沐川縣（今布裡斯班市艾斯比力區）一棟兩進宅院中，一名四十旬的清瘦男子捧著一卷書冊，輕聲誦讀著，還不時轉頭與主人品評兩句。
“當年太祖皇帝與南雷先生會麵時，曾予以高度評價，言及，身為天下人，當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過於萬民之憂樂。行事要思萬民之憂樂，立身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等後人聞之，欽佩之極呀！”
“卓兄謬讚了。”黃千人（黃宗羲之孫）嘴上謙虛，但內心深處卻是極為受用。
有一個天下知名的祖父，自然是與有榮焉。而他本人也經常在報紙、書刊上發表文章，以為百姓代言，為天下蒼生爭取應有之福祉，而名操國內。
“當年，南雷先生在《留書》中所言，三代以下之法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張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並提出了“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思想命題。觀我齊國發展九十年，所立律法數千上萬條，竭力儘以“天下萬民”為本，以公開、公正、公平為總則，以確保天下之民，能為公法所護，不為殘政所迫。若是南雷先生泉下有知，當可瞑目矣！”
“未必儘然吧！”《東部周刊》編纂人呂文棟將手中的茶杯放下，搖頭說道：“我齊國雖然看似律法健全，其精神宗旨亦為‘天下萬民’之念，但在律令實踐當中，對權貴之家、富豪之人往往太過偏袒，而對‘萬民’又太過苛責。”
“呂兄，你此番言語，有些太過偏頗了吧。”卓時平苦笑著說道。
“非也，非也！”呂文棟一邊說著，一邊將幾案上的一份《每日政事》拿了起來，嘴角露出譏誚之色，“少梁府稅務稽查引發的工人遊行請願之案，兩日前已經大理寺審判結案，二十餘名帶頭工人皆被判流放殷洲（今北美洲）和黔州（今南非）。試問諸位，那些工人當真有罪嗎？衝撞地方政府？擾亂地方秩序？……可笑至極呀！據悉，那些工人僅聚眾於潯陽縣政府大門之外，根本未闖入官廳，更未有任何打砸行凶行徑，如何會衝撞地方政府？地方官員出麵宣慰安撫後，很快便自散去，又何曾擾亂過地方秩序？”
“……”
“再看看那些涉案商人又是如何判決的……”呂文棟將報紙翻開，找出那篇有關少梁府的新聞版麵，伸手使勁點了點，“蠱惑教唆工人鬨事的十幾名商人，僅五人被判流放，三人被判短期苦役，餘者皆被認定罪責較輕，施以罰款和訓誡而輕輕放過。何也？明眼之人都能從此案中看出，罪魁禍首者乃是那些商人呀！”
“數千工人集會請願，這般聲勢讓皇家和政府怕了唄！”黃千人說道：“為了殺一儆百，製止工人再次發生此類聚集遊行之事，政府自當要予以重懲大戒，以警後者。哼，至於那些渾身銅臭的商人，又能成什麼事？”
“再者而言，全國稅務稽查已行數月，查實脫逃稅款之商人不知凡幾。我等可曾聽聞有商人被判刑罰？一個個無非是追繳稅款，並處以罰款而就此揭過。彼輩商人涉及稅款多者數萬，少者亦有千元，金額不可謂不大，但處罰卻如此之輕。而民間普通百姓若有損害公私財物者，往往不過數十上百元，則動輒被判苦役或者流放，此誠可歎呀！”呂文棟說道。
“其實，我齊國跟曆代王朝並無什麼區彆，依舊是權貴之家高高在上，卑末小民被踩在腳下。昔年，太祖皇帝曾言，要建立一個大同世界、人人平等的新國度，不過是一句虛妄之念罷了！”黃千人憤然地說道。
“二位如此譏評當前時政，怕是有些有些憤世嫉俗了吧？”卓時平皺了皺眉，輕聲說道：“目前，國內政治和律法雖有偏頗，對權貴富豪之家也是甚為優容，但要論及普通百姓所得之惠，不說遠超曆朝曆代，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內，也是首屈一指的！以農稅為例，試問，哪個朝代，哪個國家征收比例之限，有我齊國之低？”
“卓兄以為農稅征收額度僅為4%，即為百姓所得之惠？”呂文棟笑著問道：“但你可知，千年以前的漢朝文景時期，農稅就曾一度降至三十稅一，甚至文帝還采納晁錯之建議，‘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之租’。在隋文帝時期，亦有‘故陳之境內，給複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之例。我齊國富有四海，政府歲入數億，卻仍舊不免農人之稅，所惠何來？”
“呂兄，你此番言論就是屬於詭論了。”卓時平搖搖頭說道：“不論是漢之文景時期，還是隋文帝之開皇年間，政府頒行減免賦稅，百姓可能獲得幾分實利？而我們齊國，除了正常農稅，可有其他捐派租調？”
“農稅雖然低至4%，也無曆朝曆代各種捐派雜費，但農人怕是也未從中受惠更多。”呂文棟說道：“觀國內各種農產品價格，較數十年前，可曾有過太多變化？不僅價格未有上漲，反而以稻米、小麥、玉米等主要糧食產品，較四五十年前還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這說明什麼？……是農人收入的普遍降低！若是再加上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價格上漲，農人生活未必有多好過。”
“好了，好了，二位無需為農人之困，再行爭論了。”黃千人有些無語了。
話說，剛才不是在討論權貴和普通民眾的隔閡對立問題嗎？怎麼話題就歪到農人收入方麵來了？
“若想改變農人之困，工人之厄，我們齊國就必須有人站出來為他們疾呼，為他們的利益發聲。”黃千人沉聲說道：“觀內閣朝堂之上，皆為宦海政客和權貴之家，作為國之立法機構的敕令院，充斥著皇室成員、王公貴族、致仕官員，以及大量的豪紳商賈。而人數眾多的工農人群，卻無一代表位列其中。試問，在此番情勢下，政府如何會推進惠及工農之舉，敕令院又如何會頒布工農保護之律？”
“說得好！”呂文棟讚道：“當年太祖皇帝曾數度言及，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皆為國之支柱，不可偏廢。既然士、商可秉政立法，工農亦可為之！潯陽縣工人集會請願，數千人驟然彙聚，震動國內，此番力量，實為工人蘊藏強大之源，當可借之，以為工人張勢。”
隨著齊國工業化向縱深發展，各種社會問題也隨之產生，引發了一係列新的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