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企業嚴格遵守“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時間，中間還有兩個小時的午休。
換言之，每天隻有大概六小時的工作時間。
前紅盟還在上升期的時候，也曾推行過“六小時工作製”與“七小時工作製”。如果是相關部門核準的危險勞動、重勞動，那麼每天一天就隻需要工作四小時。對於那個時期的紅盟公民來說，“八小時工作製”還是很資本很剝削的東西。“加班”更是在為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添磚加瓦。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一個人乾兩個人的活，卻拿著一點五個人的工資，就等若是消滅了半個人的消費。消費上不去，社會再生產的大循環就會受阻，經濟危機自然會萌芽。日本那種員工下班時候主動打卡下班再回工位上班，給公司節約工資也讓勞動局無從下手的扯淡地方，搞不好經濟實在是太正常了。
隻不過前紅盟一直內憂外患，這些工作製度在各地的執行狀況並不統一。隨著第三帝國的虎視眈眈，前紅盟更是為了備戰而暫停了這一套製度。而在衛國戰爭的腥風血雨之中，紅盟開始不計代價，曾經崇高的理想被徹底忘卻。從六七十年代開始，特權階層在紅盟已經為所欲為，他們甚至敢於叫囂自己“想怎樣乾，就怎樣乾”。保障工人福利的製度形同虛設。
除了極少數小體量的作坊式企業之外，或許超人企業就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地球上唯一一家平均年工作時長這麼短的大型企業了。
而這六小時之外的時間，則由員工自由安排。
西三環那邊的文員，陶恩海很少見。想來他們下班之後，也可以約著去商場逛一逛，看一看電影。或者還可以嘮嘮嗑。
畢竟那邊就隻有一間辦公室。
而研究中心這邊的選擇就多了許多。向山他們都占了一整間辦公樓。不僅如此，周邊還有好幾家實驗室都是他們的。
餘下的空間就大了許多。
超人企業還有一個相當了不得的圖書室，有專人看管，在休息日也對員工開放。裡麵有資料很全，另外還有一些放鬆身心的文娛產品。
另外，超人企業也鼓勵員工在工作之餘自發結成“興小組”之類的組織。適度運動有益於保證精力充沛。兵擊愛好者陳鋒先生就在公司內部組了一個“午休劍術培訓班”，幾個愛好者經常利用午休時間到地下室練練手。
不過，他們也有一些更符合“學者”身份的業餘活動。
比如說，開堂講課。
即使是世界頂級的學者，裡麵也有很多人都擁有教職。這裡的“教職”可不是指如同手藝人帶學徒那樣的帶研究生，而是正兒八經的在班級麵前授課。比如說赫爾曼·閔可夫斯基先生，就是在蘇黎世大學的數學課上遇上了尚未成名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並給後者留下了“數學不好”“一條懶狗”等評語。
要知道，閔可夫斯基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是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了，剛剛二十歲就能與彼時世界第一的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談笑風生。而他鄙視青年愛因斯坦數學水平的時候，已經過了而立之年。
除開“繼絕學”的想法、滿足“教書育人”的精神需求之外，學者做教職，也是對自己很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