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胸有成竹的馮太後立即進行秘密布置，定下大計，下令拓跋丕、隴西王源賀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渾，鎮壓叛亂。
很快，令朝野上下怨聲一片的乙渾便被捕殺，夷滅三族。平定乙渾之亂，穩定□□勢，馮太後表現出果敢善斷的政治才乾。
接著，她再露鋒芒，宣布由自己臨朝稱製，掌控朝政大權，以杜絕因皇帝年幼再發生朝廷遭奸臣憑淩的事情。
馮太後這次臨朝聽政，前後僅有十八個月的時間。她憑借多年宮中生活的閱曆和非凡的膽識，穩定了北魏動蕩的政局。
公元467年（皇興元年）八月戊申，京師平城的紫宮傳來了嬰兒的啼哭，原來是獻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個兒子——拓跋宏。
馮太後喜得長孫，自然十分愜意。這一天，天氣清爽，她見拓跋宏長得白白胖胖，心情格外舒暢。
時隔不久，她就決定停止臨朝，不聽政事，由已經14歲、初為人父的獻文帝親政，轉而擔當起撫養皇孫拓跋宏的責任。
獻文帝親政以後，頗想有所作為，貶斥了不少馮太後寵重與信任的人，並試圖重用提拔一些對馮太後不滿的人，以結成自己的心腹。
一開始，馮太後對獻文帝的所作所為雖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沒有立即發作。
到了公元470年（皇興四年），馮太後再也忍無可忍了。事情是從李弈身上引起的。
自文成帝死後，年輕的馮太後不耐守寡的孤寂與冷清，再加上北魏乃是少數民族政權，這一時期的拓跋氏，在婚姻關係上尚保留著許多原始婚姻形態與遺風，男女之防不甚講究，貞節觀念更是淡薄，馮太後就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以便選來做伴。
李弈是官宦子弟，長得儀表堂堂，風流倜儻，兼之多才多藝，善解人意，因而深得馮太後寵愛，經常入侍宮中。
公元470年（皇興四年）秋天，李弈的兄長、尚書李敷的好友——相州刺史李?因罪被告發，主持審理此案的官員提示李?牽連李敷兄弟。
李?為了自保平安，竟無端捏造、羅列李敷所謂不可告人的“隱罪”二三十條。
獻文帝借機下令，將李敷兄弟打入死牢。這年冬天，李弈與哥哥李敷、堂兄弟李顯德等人同時被殺。
北魏騎馬武士陶俑李弈死後，馮太後失去了一位甚是相得的情人，心中極難平靜，據《北史·後妃傳》載，獻文帝誅李弈，“太後不得意”。後來，獻文帝又把李?擢為尚書，參決國政，使馮太後更無法容忍。
於是，她利用自己的聲威與勢力逼迫獻文帝交出皇位。
獻文帝本人雖則聰睿夙成，剛毅有斷，但生性喜好黃老（道）、浮屠（佛）之學，常常與朝中士大夫和沙門（僧人）一起高談玄理，也給人一種雅薄富貴、厭倦國政、不以天下事為意的印象。
在馮太後的強大壓力下，獻文帝曾想傳位給素有時譽的叔父——拓跋子推，但遭到宗室大臣和宦官的聯合反對。
無奈，他隻得在公元471年（皇興五年）八月，禪位給不滿5歲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書·天象誌三》所說：“上迫於太後，傳位太子。”
太子拓跋宏即位，即是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
獻文帝自己則做了太上皇，這一年，他隻有18歲，恐怕是曆史上最年輕的太上皇了。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宮的太上皇並沒有完全放棄手中的權力。
不僅朝廷上重要的國務處理都要向他奏聞，他還屢屢頒布詔書行使大權，甚至親自率兵北征南討。公元475年（延興五年）冬十月，已為太上皇的獻文帝在平城北郊對蠕蠕遣使朝獻貢物，舉行了大閱儀式。
這一切，使馮太後越來越覺得，自己要再次出麵執掌朝政，太上皇已經有礙手腳。
就這樣，又一場宮廷事變悄悄引發了。公元476年（承明元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嚴，京師氣氛緊張，宮禁之中更是戒備森嚴。
不久，太上皇應召前來晉謁馮太後，被伏兵一擁而上擒拿住，強行軟禁起來。
隨後，馮太後將其鴆殺於平城永安殿。
馮太後被尊為太皇太後，也就再度臨朝聽政，成為北魏的政治核心。
此時的馮太後，已年過而立，無論才識、氣度還是政治經驗，都更加成熟了。
馮太後再掌朝綱，也麵臨著新的挑戰。
獻文帝死後，政局又動蕩起來，不僅如此，官吏貪殘刻剝，民眾反叛屢起，也使北魏統治麵臨潛在的威脅。
為了北魏的長治久安，也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馮太後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乾。
首先，馮太後對當初誣死李弈的李?下了殺手，既給心上人報了仇，又除掉了一個人人痛恨的貪官，樹立了朝廷整頓吏治的良好形象。
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為貪贓被處極刑，長安鎮將陳提等被罰徙邊。一些為官清正廉潔者，則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賞賜。
為了大權獨攬，她還以謀叛罪誅殺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
李惠的弟弟、兒子和妻子也同時被殺。為了清除隱患，馮太後不惜大開殺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
不過，馮太後對那些明顯沒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撫籠絡。
如獻文帝的親信任內三郎的婁提，曾因獻文帝被害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
馮太後不僅不怪罪他，反而下詔嘉獎他的節義。
有些心懷不滿的大臣被她的舉動所感服，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馮太後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還特彆注意培養扶植一些賢能之士做親信，組成一個效忠她的領導核心。
在這個領導集團中，有拓跋氏的貴族，也有漢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內廷宦官。
而其中的漢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寵幸之臣。
李弈被殺後，馮太後的私生活依舊毫無顧忌，不少健美強壯的男子成為其新寵。
馮太後對其中的才乾之士，任以要職，委為心腹，這些人多成為她政治上的得力幫手和股肱之臣。
如自稱出身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叡，自幼傳承父業，精通天文卜策之術，公元476年（承明元年）後，因姿貌偉麗得到馮太後寵幸，一下就被越級擢升為給事中。不久，又被拜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
其後，王叡還曾勇退猛虎，保護了太後與孝文帝，因而更受親重。
另一位是隴西李衝。
李衝雖然是因為器能優長得到重用，但因其風度不凡，姿貌豐美，也逐漸被馮太後看中，成了她的情夫。
馮太後常常將一些珍寶禦物贈給他，素稱清貧的李衝，因而成為富室。
馮太後臨朝時期，他以心腹之任儘職儘責，太和年間的許多改革措施，多有李衝參與謀劃。
馮太後死後，李衝對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斷慎密，孝文帝也對他“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史稱“君臣之間，情義莫二”。
除了那些恩幸之臣外，拓跋丕、遊明根、高閭等一時名士也都頗得委重。
每當褒美王叡等人，馮太後也會對拓跋丕等一同表揚，以示無私。這些人，成了馮太後臨朝時期的心腹集團。
此外，馮太後還對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來供事宮中，經常生活在帝妃周圍，馮太後臨朝聽政，對其中有才乾者也引為親信。
所以像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皆由底層小宦官得到提拔，一歲之中而進至王公。馮太後利用他們出入禁闈，預聞機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麵。
但是，在她臨朝聽政的時期，並沒有發生宦官專權、脅迫朝廷的現象。
這是因為馮太後雖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對其行為作了嚴格的限製。
《魏書·皇後列傳》稱：“（馮）太後性嚴明，對閹官雖假以恩信，待以親寵，決不放縱自流。
左右之人雖有纖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責，多者至百餘，少亦數十。
不過太後生性寬豁仁裕，不計前嫌，事後仍待之如初，有的還因此更加富貴。正因如此，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由於培植起一個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團，馮太後的臨朝專政取得了成功，所謂“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後，太後多智，猜忍，能行大事。
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
而尤為令人稱道之處在於，馮太後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鋼鐵般的手腕，縱橫捭闔，排除乾擾，對北魏的政治、經濟和風俗習慣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改革：太和新製
太和，是孝文帝的年號。曆史上把這一時期的一係列改革稱為“太和改製”。
由於舊史的記載，人們往往在習慣上把這一功勞歸於孝文帝，甚至徑直稱為“孝文帝改革”，而忽視了馮太後的實際作用。
其實，在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之前，馮太後一直臨朝聽政，作為北魏的實際執政者，她是“太和改製”真正的主持人。
翻開史籍，馮太後勇於改革的蓬勃英姿便會展現在後世讀者麵前。
這一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及其深遠的曆史影響，正說明馮太後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自從拓跋珪開國，北魏政權各級官吏皆無俸祿，平日都要依賴貪汙、掠奪和皇帝隨意性的班賞來獲取財富。
這在北魏初建之時，作為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采取這種方式是不足為奇的。
但是，當北魏政權逐漸在中原地區確立統治地位，這種以掠奪為主的財富分配方式日益給北魏政治帶來嚴重的問題。
特彆是隨著戰事的減少，戰時掠奪的機會有限，各級官吏為了滿足私欲，便毫無顧忌地盤剝、搜刮民脂民膏，從而導致北魏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統治的危機。
麵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從文成帝時就曾數次下詔禁貪，獻文帝時也作了嚴格規定，並有人提出了給官吏班祿的建議，可惜並未能實施。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六月，在馮太後的主持下，北魏仿效兩漢魏晉舊製下達了“班俸祿”詔書。
規定在原來的戶調之外，每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鬥，作為發放百官俸祿的來源。
內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確定其俸祿的等次。俸祿確定之後，再貪贓滿一匹者，處死。
此法的實施，對普通百姓雖有“一時之煩”，但終能得到“永逸之益”。
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他為代表的鮮卑貴族的反對，他奏求停行班祿，依舊斷祿。馮太後召令群臣討論。
中書監高閭奉表駁論說：“天之大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
君班其俸，臣受其祿，自堯舜以來斯道未改。
二聖（馮太後與孝文帝）稽準舊式典章，行班祿俸，苛慝不生，上下無怨，止貪殘之心，勸竭效為國之誠。
若不班祿，則貪利者肆其奸情，清正者不能自保，這簡單的道理，灼然可知，如何令行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議，不亦謬乎！”
高閭的話不僅代表了當時一批具有遠見的官僚的意見，而且也符合馮太後的心思。
於是，馮太後下詔依從高閭所議，仍舊實行班祿。
為了切實貫徹俸祿製，馮太後還派使者分巡各地，糾舉食祿之外犯贓者。
太和八年九月間，孝文帝的舅舅，時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貪暴無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員坐贓處死者四十餘人。
經此整飭，北魏吏治大有改觀，貪贓受賄者也大有收斂。
班祿的實施，為馮太後進行其他方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
次年十月，馮太後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議下，頒布了“均田令”，從而開始在社會經濟方麵進行重大變革。
“均田令”是指國家對無主荒田以政府的名義定時、按人口分授給農民。
均田製度使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無居者和蔭附於豪強名下的佃客也擺脫了束縛，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從而增加了國家控製的勞動人口和征稅對象，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這一製度，使北魏落後的社會經濟結構迅速向先進的封建化的經濟結構過渡，同時為經濟結構的靈活運轉補充了新鮮血液。
均田令的頒布實施標誌著北魏統治者開始轉向接受漢族的封建統治方式。
這一製度曆經北齊、北周，到隋唐約三百年，不僅使北魏社會經濟得到發展，而且奠定了後來隋唐社會的經濟基礎。
馮太後主持推行的均田製，既對北魏曆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馮太後又主持對地方基層組織——宗主督護製進行改革，實施了“三長製”。
自西晉滅亡後，居於北方的豪強世家多聚族而居，設塢壁自保，自給自足。
北魏建立後，任命塢主（豪強地主）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權力。
這就是所謂的宗主督護製。在這一製度之下，戶口隱匿現象十分嚴重。
政府征收戶調時，隻能依據戶籍上登記的戶口，但實際上往往三五十家為一戶，千人百口共為一籍，而當時實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戶的自耕農民同這種實際上有眾多蔭附人口的宗主戶等量齊觀的。
這樣一來，勢必造成國家賦役征發在數額、輕重方麵的不均，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
為了把豪強隱匿的勞動人口編入國家戶籍，既增加政府編戶，又抑製豪強勢力，大臣李衝提出廢除宗主督護製，實行“三長製”。
“三長製”即按照漢族的什伍裡甲組織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層機構，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裡，五裡為一黨，鄰、裡、黨各設一長，合謂三長，由本鄉能辦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負責檢查戶口，催征賦役，管理生產，維護治安。
任三長者，可優複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馮太後見到李衝的奏疏，讚不絕口，便召集公卿討論。
中書令鄭義、秘書令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