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歎了口氣。
他其實很想開口反駁。
但是問題在於，這湯昊說的可都是事實！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前往曲阜祭祀孔聖，發現民生凋敝，百姓困苦，這是事實。
兵部尚書劉大夏於君前奏對，說出“天下已經民窮財儘”，這也是事實！
正是因為這句話，先帝爺才會大受打擊，一病不起，然後撒手人寰！
那湯昊現在說的這些，是不是事實呢？
同樣也是事實！
朝廷沒錢，皇帝沒錢，國庫沒錢，百姓也沒錢，那麼錢糧去了什麼地方？
這滿朝文武哪個不是腰纏萬貫，哪個不是田地千畝？
有些事情，真不能被細想，越想就越讓人絕望！
老首輔沉默了良久，隨後竟是顫顫巍巍地跪倒在了地上。
“陛下，銳意革新，並非好事！”
“國朝自土木之禍後，艱難維持至今，已經殊為不易了！”
“一旦強行變法革除弊病，勢必會引得朝堂動蕩不安，天下為之不寧……請陛下以江山社稷為重啊！”
沒錯，劉健是一個循吏，也是個安分的內閣首輔。
“循吏”是什麼？
太史公司馬遷在《自序》裡說，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
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
循吏尊重法治，講究理性，遵守規矩；所謀在於長遠，不追求當下的效果，不作淺薄的政治秀，所以沒有聳動視聽的效果。
劉健就是個循吏。
他這輩子循規蹈矩，維持大明王朝的運轉，確實很難了。
要知道，弘治皇帝這位被譽為“中興之主”的先帝爺，大明王朝的弘治皇帝，並非誠如史書所寫的那般聖賢英明。
弘治皇帝在弘治八年以後，漸漸迷上了齋醮，從此內庫開銷劇增，孝宗開始不斷地命戶部將太倉庫的銀子納入內庫。
所謂“齋醮”，指的是一種道家法事，分為禳災祈福的清醮與超度亡靈的幽醮兩大類。
弘治八年三月，帝命戶部運太倉銀三十萬兩於內承運庫備用！
弘治九年十月，帝命戶部運太倉銀五十萬兩於內承運庫！
弘治十三年五月，五府六部眾臣上疏言“近者額外三次取入太倉官銀應用共一百三十萬兩”！
弘治十四年二月，戶部又奉旨將太倉銀四十五萬兩送內承運庫！
……
弘治十七年七月，帝又取太倉銀十五萬兩於內承運庫支用！
弘治皇帝自弘治八年開始，至弘治十七年間，累計納入內庫銀子，按最保守的計算也有四百萬兩之多！
而這些錢，全部都被他用來“妝造武當山神像，各寺觀修齋賞賜”之類毫無意義勞民傷財的事情！
除此以外，這位“這位中興之主”還到處建寺蓋廟，為了燒煉之用，更是經常命人購買速香、黃臘之類物品，動則數千斤，撒出去的銀子更是不計其數。
現在，你這位新帝問我，為什麼國庫空虛，為什麼“天下已經民窮財儘”？
不要問我，問你父皇去！
劉健這些年做這個內閣首輔，表麵上看似光鮮亮麗，實則卻是有苦難言。
因為先帝爺對內閣生出了忌憚之心，所以他大多數時候都選擇與劉大夏、馬文升等六部尚書直接奏對，以此限製內閣權柄。
哪怕先帝爺臨終之前，還不忘托孤於馬文升，命馬文升以“少師兼太子太師”之身統領六部，以此對抗權勢日益增長的內閣。
為什麼這個人，會是馬文升，而不是他劉健這個內閣首輔呢？
因為內閣首輔劉健是個循吏，而吏部尚書馬文升是個乾吏！
所謂“乾吏”，本指一種地位低下的官吏，後來則逐漸與“能臣”聯用。
乾吏一般嫻於吏道，善應棘手疑難問題，善於規避法令，善於改革前進，也就是經常所謂的“能臣”。
循吏隻會在規矩裡麵辦事，在禮法人情的束縛裡麵，照章辦事！
但是馬文升是個乾吏，從不畏懼任何權貴，也不講什麼情麵。
初任吏部尚書，馬文升就對弘治皇帝濫封傳奉官提出異議。
所謂傳奉官，就是不經過正常途徑，由皇帝親自傳旨任命的官員，成化時最為盛行，說白了就是靠關係獲得官職的幸臣。
孝宗初年統加裁革，但後來也加封賞，一次竟達八百人。
馬文升說，減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費，於是在小皇帝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遺旨，裁去傳奉官七百六十二人。
而馬文升考察官員時也從不講情麵，對於內外官員的考察，他也很嚴厲，一次汰罷朝覲官員二千餘人！
如果他劉健坐到馬文升這個位置上麵，肯定是不會這麼做的，也不敢這麼做！
所以，馬文升能得弘治皇帝的器重，臨終托孤，而他劉健不能！
這就是循吏與乾吏的區彆！
現在劉健這個循吏，就是在提醒小皇帝，不要貿然變法，一朝不慎就會滿盤皆輸，本就日顯傾頹的大明王朝將會更快衰敗！
但湯昊聽到這話，卻是陡然發出了一陣大笑。
“哈哈哈……”
“元輔大人，您真是“目光長遠”啊！”
“明明看到這大明王朝千瘡百孔，卻不想著去彌補，反而是想著如何遮掩！”
“您怎麼就沒有想過，這是在損耗大明王朝的國運，繼續這樣下去，大明還能延續多少年？”
小皇帝也怒視著劉健。
江山社稷，就是大局！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朱厚照就要困死在所謂的大局裡麵，眼睜睜地看著大明日益傾頹，最後轟然崩塌！
劉健感受到了小皇帝的目光，忍不住歎了口氣。
“陛下，先帝爺即位之初，同樣銳意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