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朝廷若是同漠北契丹聯合起來，劉金就不得不當心些了，漢金之間不那麼熟悉，但契丹與金國之間打了那麼多年，交鋒無數，可是知根知底，這就不得不防了
就這樣，一場戰爭消弭了，大漢邊陲再度恢複了往日的安寧與平靜，漢、金、契丹繼續過以往的日子。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可逃避的，至少山陽西北部倒下的數百軍民，流淌的鮮血，深刻地訴說著與過往的不同。
這已經是金國兩年之間第二次對大漢采取退縮與妥協的態度，上一次就是康宗十萬大軍塞上行時，與契丹的和議。
但對金國來說，發生在端拱元年秋冬的這場風波，意義重大，教訓重大。最大的意義就是，讓金王劉金對未來的戰略更加清晰了，對金國的經營也更加冷靜與理智。
首先，劉金明確了一點，乃蠻金國若想成事，首先就要消滅契丹，統一漠北，然後整合草原，再其後方可南下與大漢爭鋒。這是高原之上諸多強大豪傑、部族崛起，成就大業的成功路線，上一個就是契丹的開國之祖耶律阿保機。
其次，在第一點的基礎上，還需要儘量維持與中原帝國的友好，要加強通商往來，從大漢獲取草原稀缺的物資，在帝國保持強盛之時，襲擾犯邊，實在不可取，收益太小，風險太大。
當然，帝國當下的情況來看，想要實現統一漠北的戰略，隻怕也會麵臨阻礙，大漢換了個皇帝，似乎整個帝國的氣質都跟著改變了。那是一種莫名其妙，但確實有之的變化，劉金雄居漠北，南望帝國，即便隔得甚遠，也能感受到。
於中央帝國而言，消弭了一場明顯耗費巨大且不太必要的戰爭，自然是一件好事，不少此前對征討乃蠻存有異議甚至明確表示反對的朝臣，都不勝欣喜。
同時，圍繞著此事，新一輪的政鬥又展開了，這一回牽頭的，乃是徐士廉，他痛批“乃蠻之征”的決策，為莽撞不智、疲軍費糧、勞民傷財、虛耗國力的行為，目標直指策動此事的尚書令向德明。
雖然戰爭消弭於未發之際，但前期的準備可都是來真的，調動的兵馬可以回到駐地，征召的民力方歸鄉裡，未發的被服也可以重歸倉庫，然已行之糧草，舉動之間的錢糧資源損耗，卻是基本浪費掉了，五萬軍隊的後勤準備可是極其龐大的，也意味著其中的浪費有多嚴重。
因此，徐士廉的攻訐，並非無的放矢，就事件本身而言，都是言之有物，直指要害。而朝中附議徐士廉的人，也不在少數，就比如左都禦史魯宗道，也上表劉文濟，斥為舉措失當、有傷軍國、靡耗民力。
與此前不同，這一回的風波，向德明是從容度過，因為他不是一個人。且不提徐士廉為何對在此事上發起對向德明的聲討，但他與那乾朝臣、清流的攻訐意見，卻惹怒了在朝中很少說話，但每一句話都不容忽視的群體：樞密係統，或者說實權軍功集團。
對他們而言，他們可以不管行政係統內的鬥爭，但你不能把鬥爭波及到軍隊。而徐士廉等人，恰恰忽視了這一點，他們的條陳中，很多內容都引起軍隊係統的極大不適。
此番征發未果，的確損耗不小，但若沒有這些損耗，乃蠻金國豈能伏首服軟，其猖獗之勢豈能收斂？同時，依那群清流所言，那軍隊的正常調動輪戍、演習訓練，算不算勞民傷財？朝廷養著那麼多兵馬，打造更新那麼多軍械艦船，算不算虛耗國力？
於軍隊來說，“馬放南山”是最討厭的事情了，在這方麵，也格外敏感。而即便隻談決策之事，征討金國也是尚書令與樞密院共同做出的決議，軍爭之事，他們這些將門世家、行伍出身，還不如一乾文臣明白？
被激怒的軍隊係統是可怕的，其報複也來的迅疾，手段更是直接。駙馬、樂平公、樞密使李繼隆直接拖著病體找皇帝劉文濟，態度決絕，語氣嚴厲，向皇帝表明對徐士廉等人的不滿。
並且上了一道劾章，說徐士廉等人不通軍務卻妄談軍機，其言行包藏禍心，藐視將士之功苦勞，為免寒軍隊之心，請皇帝嚴懲，還將士一個公道。
順帶著，李繼隆還提起一樁往事，言三十多年前榆林之亂時，徐士廉作為一名戴罪士子，也曾於豐州與守軍浴血奮戰、力卻賊寇、保境安民，籍此得幸於太宗，一路提拔，平步青雲，累進宰相。
那些清流也就罷了，徐士廉曾久經邊陲之苦，對將士之苦，戍邊之勞，當有深切之體會，當有憐恤之心才是，然今日卻以偏概全，大肆指責，必有不可告人之私心。
李繼隆一番話，幾乎是赤裸裸地指責徐士廉假“未竟之征伐”，行黨爭之事，居心叵測，其心可誅.
劉文濟當然知道徐士廉此舉，含有一定私心以及明顯的政治意圖，但也不至李繼隆說的這般嚴重。不過，麵對李繼隆那怒氣騰騰的模樣，還是得善言勸慰，加以安撫，並表示會給樞密院與軍隊一個說法。
事實上，皇帝劉文濟心裡，對徐士廉、魯宗道的一些說法與立場，也是不大認同的。劉文濟打小從世祖皇帝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其中一點關於政策的認識極為深刻，那就是凡是皆有利弊，當揚長避短，絕不能以偏概全。
倘若什麼政策、決策都隻盯著弊的一端，那就不要做事了，不做才能不錯。同時，對魯宗道劉文濟也有些意見了，他承認此人的正直、忠貞，但是這不是他任意攻訐的本錢，大漢的皇帝叫劉文濟，掌握朝廷大權的是權貴們，不是所有事都得依著區區一個左都禦史的認識來，拂其意，逆其願，就要上表彈劾，都察院也不是你魯宗道開的.
不出意外的，“說法”來了！
端拱二年春，在參加完人生最後一次乾元禦宴後，刑部尚書、宰臣徐士廉遭貶，坐言行無狀、狂悖失察，貶至嶽州當知州。嶽州作為湖北道三大州之一，氣候適宜、魚米豐足、經濟發達，乃是劉文濟給徐士廉選的養老地。
結果天不遂人願，或許是徐士廉憂思過度，又或者晚年失意本就難捱，還沒有到嶽州，徐士廉在渡長江時，見江水滔滔，奔流東去，於船上吟詩一首，當夜與江陵驛館鬱鬱而終，享年六十七。
得到江陵府的彙報，皇帝劉文濟也不禁唏噓，感慨不已。作為太宗皇帝身邊的心腹之臣，劉文濟對徐士廉實則是很熟悉的，也佩服其堅忍，隻不過，此人太過眷戀以往，難為己用.
與徐士廉一同遭貶的大臣還有一些，官職、名氣最大的，就是魯宗道了，遷泉州知府，據傳那裡吏治腐敗，正好讓魯宗道這股清流去滌化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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