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皇帝劉文濟而言，安東國早已成為一塊心病了，在他還是皇子皇孫之時，就對安東沒有好印象，他曾多次見太宗皇帝為安東國那邊的狀況而煩憂愁苦。
等他繼位，在常人視野難及的地方，安東國也給他添了不知多少麻煩，安東王劉文淵對太宗嫡傳之挑戰幾乎是克製不住的，而十年間伴隨著劉文濟的各種非議、流言，隻怕有一半都出自安東之手。
對於這種情況，劉文濟很少有正回應，但不發作，不代表他心裡不清楚，不隻洞若觀火，而且長記心中，一直等著一個機會。
準確地講，劉文濟等待的應該是一個合適的時機，經過十年的經營，他的帝位鞏固了，皇權樹立，軍政大權基本掌握在手中，帝國發展以及內部矛盾都恢複到一種良好的狀態......
另一方麵則是，建隆六年的安東王劉文淵，已經快五十八歲了。若是壯年的劉文淵，以其野望與脾性，一旦被逼急了，那是什麼事都可能乾出來，但這個年紀的劉文淵，即便想折騰，也得顧忌安東國以及他的王子王孫。
而皇帝劉文濟比劉文淵整整年輕十歲，說白了就是欺其年老，等的也就是這十年的時間。若再過些年頭，劉文濟的年紀也更大了，屆時就是有心，怕也無力了。
因此，有些事情，隻有在特定的窗口才能辦，一旦錯過了，或許就是永遠。事實上，從“夏竦—王欽若—皇帝”這條線，就能看出些問題了。
否則人口買賣的弊病，在帝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地方自發性的打擊也持續多年了，為何偏偏在夏竦這小小按察一次行動、一次奏章之後，掀起如此巨瀾？
關鍵在於，建隆時代的安東國，即便有各種矛盾與問題，但其千年未有之盛況，已經對帝國形成了事實上的威脅。在所有的封國中，安東大不一樣！
世祖皇帝當年不惜血本地向安東援助，支持其開拓，意欲鞏固帝國東北邊防。而半個多世紀後，帝國生生孵化出了一個海東盛國，東北邊陲的蠻夷們基本臣服，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大的威脅。
站在中樞的角度，安東國必需要削弱了，即便衝著其常年保持的8萬軍隊，就得有點動作。你安東可不比安西三國，還麵臨著嚴重的外部威脅、宗教戰爭，在東北那旮旯，需要如此眾多的常備軍隊嗎？意欲何為？
於是，建隆六年的這場風波也就不可避免地到來了！這也是自安東建國三十餘年來，與朝廷之間矛盾積累一次大爆發。
夏竦的奏章，並不是什麼秘密的事情，甚至於在上達京畿之前，中樞就已經有人在討論了。而皇帝也不出意料地出特殊重視，就此事召開禦前會議，還是一次擴大會議，與會者除了政事堂宰相，還有皇室、勳貴代表及各部司大臣。
而對黑色產業，大夥自是千人一語，眾口鑠金，但涉及到安東國的部分，態度分化就明顯了，有緘默者，有含糊者，還有情緒激憤、口誅筆伐者......
有無數前例證明，所謂會議，不過走個過場，尤其在這種君主專製的時代，規模越大，人越多，嘴就越雜，也很難對事件的處理與解決有什麼實質的推動。
真正要緊的決策，或許在皇帝與宰相們的閉門會議中早就定下來，甚至在崇政殿內，就有基調了。召開那麼一場會議，更多隻是為了名分與大義，顯得更孚人心罷了。
而在廣政殿的禦前討論上，最終形成的決議就兩條。一是進一步明確“對漢民買賣”非法貿易的犯罪性質，加重量刑，加強打擊，並在接下來要求各地官府尤其是沿海官府，對相關事務進行整頓，保護大漢子民。
這，當然隻是一種政治態度，乃至宣傳口號，畢竟，隻要能夠正常進出口，隻要利潤依舊高昂，就永遠少不了以身試法者。同時，真要進行有效打擊，僅憑朝廷一道詔令，靠地方官府自覺，那是遠遠不夠的。
第二點，則是要求安東國那邊，必須就此事，給朝廷一個交代。逾二十萬的大漢子民，被當做貨物販賣到安東國，簡直駭人聽聞、天理不容......為了展現朝廷對此事的憤怒與重視，劉文濟甚至遣理藩使蕭景親自去綏化宣詔。
以安東在帝國布置的眼線，尤其是京畿之內，即便遠在綏化，也算是耳聰目明。甚至於，早在夏竦上奏之初，安東王劉文淵便已經收到了消息，跑安東航線的人口販子可不隻被夏竦逮住的那十幾家，其餘人等在凜冬降臨後是迅速躲避抑或是逃亡能帶給他們溫暖的綏化城。
對此，劉文淵起初的態度有惱怒，但並不怎麼當回事，並且在他看來，也實在不算什麼大事。隻不過，因為影響到安東這邊，予以了一定關注。
然而，隨著輿情愈演愈烈，尤其是朝堂之上的聲討越來越尖利，劉文淵便開始意識到不對勁了，但是，他依舊沒什麼動作，甚至連一些來自京畿的“關心”與“疑問”，都沒有回複，隻是默默觀察、審視著局勢發展，甚至有種看戲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