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需諱言，在帝國極盛的歲月裡，也不乏憂患與混亂，打遍東亞無敵手的大漢帝國，也同樣難免邊患之苦。那些每年都會在帝國邊遠窮困地區發生的蠻亂、民亂、賊亂，就不需多說了，“治安戰”事實上在帝國內部也屬常態，並不是那些對外開拓的封國所獨有。
在建隆時代，朝廷邊患之劇，並不在差點打起來的安東，主要有兩處，一在西南，二在漠北。而從建隆八至十八年，劉文濟領銜的帝國朝廷，也耗費了極大精力，用在兩個方向，這是劉文濟整個統治生涯中唯二值得記敘的“武功”。
曆來之盛世，怎能沒有“武功”之點綴，還不能是一般小賊小亂的戡定，得有些拿得出手的“赫赫武功”。
首先是西南，自雍熙初年川蜀之亂平定及太宗皇帝南巡，於成都召見滇、黔諸部土司之後，整個西南平靜了足足三十年，當然一些“日常性”的動亂是避免不了的，但至少整體上還是處於一種平穩的漢統秩序下，並且漢化的車輪也在潛移默化中向曆史前方滾動著。
三十年間，滇黔地區是有莫大進步發展的，政治製度的穩定與社會治安的保證，往往能催發繁榮，那段時期，也堪稱滇黔地區有史以來文明程度最高、社會最繁榮的一個階段。
當然，這份繁榮是以漢文明作為火車頭帶頭前進的，其主要實現的方式也是通過與漢人的密切交流，最終呈現的也是一種漢夷雜處融合的局麵。
經濟上，滇黔二道雖然始終沒能擺脫對劍南與朝廷援助的依賴，但也畜牧業與手工業也蓬勃興起，作為茶馬經濟圈的支柱之一，畜牧業是其重要發展動力，滇馬的名聲可是遍布西南，再輔以各種手工製品、金屬冶煉、傳統農業，牛黃麝香等藥材的發掘，山高林密、道路險仄的西南大山，已經不能完全視作窮鄉僻壤來看待了。
政治文化上，雖然滇黔二道長期處於漢蠻雜處、“流土”並行，甚至土重於流的情況下，但在大量漢官、漢軍、漢商、漢民，以及跟隨他們輸入的漢家文明典籍、風俗及商品的影響下，朝廷對西南的開拓與鞏固獲得了巨大成功，漢化進程肉眼可見地進步。
普通蠻民且不說，至少在諸蠻部、土司上層，漢語漢禮是基本傳播開了的，不是漢文明真的有什麼無法抗拒的魔力，讓酋長頭人們爭相皈依、學習，隻是在大漢帝國於滇黔建立的秩序圈力，不向漢化與朝廷靠攏，是會吃虧的。
接受漢化，日子未必能過得多好，但拒絕甚至反抗，日子一定過不好！而一切的根本，還在於朝廷常年在滇黔諸府州鎮保持的重兵了。
若說綜合的軍事實力，滇黔二道的漢軍是遠不如劍南這西南核心的，然若單純看軍隊之戰力，比誰能打，滇黔的軍隊，尤其是雲南道的邊軍，放眼全國都可堪一比，這都是由滇黔的政治、地理、民風決定的。
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以及社會治安的穩定，往往帶來人口的增長，在帝國人口全麵爆發之時，西南地區也同是如此，即便增長率並不如傳統富庶地區那般高，但在建隆時代初期的時候，滇黔二地的人口也突破了五百萬。
而可以肯定的一點，實際人口絕對遠超這個數字！作為與黔中、劍南、廣南西道密切交流的樞紐，雲南道治善闡府（昆明），也逐漸擴張成為一座十萬人口的大城，這個規模與水平，就是擴大到整個西南地區，都是能夠排上號的。
滇黔地區在三十年間的發展與繁榮，是不可否認、不容抹殺的，但時，其社會矛盾也在快速積攢。土地矛盾（滇黔以其特殊的政治環境並沒有進行如內地道州一致的地稅改革），貧富差距，漢夷矛盾，官僚權貴的貪婪與剝削，土司蠻部之間的血腥爭鬥......
隨著時間的推移，矛盾積攢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就爆發出來了。事實上，從建隆三年開始，滇黔地區的騷亂就開始增多了，蠻民襲擾、掠殺漢民的事件層出不窮，蠻部之間（包括受封土司）互相搶掠、攻伐、擴張的情況也漸漸增多。
地方官府官軍在這些騷亂上，隻是如常一般地剿撫彈壓，就像過去三十年一直做的一樣。但是，以老辦法顯然無法解決新階段的問題，也就導致動亂始終難已，社會治安不穩，犯罪率不斷提高，一步步釀成整個滇黔的動蕩與不安。
“川—滇”茶馬貿易受到影響，直接利益的損失，自然引起了相關部門的注意，時任西南巡撫使的張士遜獲悉其情之後，便格外重視，親自奏疏一道，向朝廷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