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學者來說，影響力或者說麻瓜科學家所說的影響因子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隨便在預言家日報上寫一篇關於健康谘詢的專欄也有機會被人稱作“教授”，不過真正的教授都要寫論文。
阿不思鄧布利多龍血的用法被引用得很多，他的影響力也比西弗勒斯大得多。阿不思是學者的同時也是威森加摩的首席法師，後來因為“謀逆”被福吉除名了。
關於名利場上的事她不關心，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學校，西弗勒斯在學校外麵有多大成就她並不知道。
要保持赫夫帕夫整體優良的風氣並不容易，尤其赫夫帕夫家庭普遍都很有錢，要讓孩子們有錢不濫用，養成良好的習慣真的很難。
小孩子的叛逆是針對大人的，當小孩子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趨同，像盧娜那種在同齡人中特立獨行的很少。
比如大家都不信聖誕老人，如果有人說相信聖誕老人就會被同齡人嘲笑。
又或者大家都會騎飛天掃帚玩魁地奇，不會的那個就會很丟人。
大家都會遊泳，一個人不會遊泳就會想辦法自己也學會遊泳，父母根本不需要再苦口婆心地勸，他自己就會克服對水的恐懼了。
這種“社會認同”在70年代的表現就是大家都在玩搖滾，如果有人熱衷爵士樂會被人嘲笑是“老土、落伍”。
親社會性在兒童期就出現了，玩伴有時比老師和家長的教導作用更管用。
同時兒童也會被自己的原生家庭影響，純血家庭歧視麻瓜種的思想就會傳給下一代，韋斯萊家那種親麻瓜思想一樣會傳給羅恩，同時父母從事的職業也會對孩子有影響，如果赫敏不是個女巫，她很有可能成為一個醫生，雅各布想要開一家麵包店是受到他祖母的影響，他認識紐特斯卡曼德就是因為到銀行貸款，他想要創業，開一家屬於自己的烘培店。
年輕人唯一擺脫自己階級的辦法不是花錢，而是攢錢，等有了足夠的啟動資金後做自己看中的事業。
雅各布參加了一戰，在法國駐紮了一段時間，回來之後沒辦法找到高收入的工作，隻好在一家罐頭廠的流水線上工作。
以工人微薄的薪水攢錢開店幾乎是不可能的，申請貸款是他唯一的出路。
雅各布出生於波蘭，大多數波蘭農民都沒有自己的土地，也缺少基本的生活物資，他除了自己沒什麼可以抵押的。
就是這樣的人也能有未婚妻，隻是她聽說雅各布沒有申請到貸款後立刻離開了他。
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希望”、“未來”，波莫娜可以理解這種心情，一個退伍老兵沒有死在戰場上，卻被生活給磨得精疲力儘。最早一批愛爾蘭難民也和美國人不一樣，他們酗酒、暴力，和“體麵”沒有任何關係。
文明人總是會下意識地在人前表現得優雅得體，避開那些粗俗不堪的人，畢竟他們沒有經曆過戰爭和饑荒的折磨，不知道人為了活下去會變得多麼野蠻。
在人人都想法差不多的地方沒人會想太多，人類對社會認同的反應是無意識的、條件反射式的，一旦有人對某種“公共知識”發起挑戰，他們會維護這種認知，非要把另外一個人辯倒為止。
他會尋找證據支持自己的觀點，即便這些證據是偽造的、虛幻的，這也是多元無知的反應之一。當自己不確定或不自信的時候，用彆人的反應來進行判斷，比如一個人心臟病發作了，並不是人多他得救的機會就越大，相反，圍觀的人會觀察其他人的反應。
城市裡喧囂、嘈雜，變化很多，在這裡發生什麼事很難判斷性質。
跟小鎮裡相比大家都不認識，在陌生人麵前人都會表現出優雅又成熟的樣子，突發事件發生時也會表現得鎮定自如，如果大聲尖叫，結果沒什麼事發生會引來嘲笑。每個人都表現得鎮定自如，在其他尋找參照的人眼裡就是大家都很鎮定，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這樣就會發生一個很殘忍的社會現象，當有人需要急救的時候所有目擊者都袖手旁觀，眼睜睜得看著那個人慢慢死去，甚至連通知救護車的人也沒有。
這是“大城市病”的一種，在電視裡經常播放一些喜劇，可是有時候那些“笑點”觀眾根本沒有領悟到，於是電視裡就會播放“罐頭笑聲”，就算觀眾覺得並不好笑，聽到有人笑了，也會跟著一起笑。
一如有些觀念孩子並不認可，可是父母、電視或者老師還是“灌”進腦子裡去了，大家都是一樣的，追求同樣的“美國夢”，讀書、學習、找工作，掙錢、買房子、成家，創業成功的人有幾個？風險太大了。
雅各布就算申請貸款成功了，他的麵包店也要麵對大蕭條的危機。
但是他後來跑到法國去了，一個麻瓜居然參加了純血在萊斯特蘭奇家的墓地的聚會。
他的祖父喜歡養鴿子，那些城市裡高度一致的公寓看起來就像是鴿籠，“彆人都在做的事肯定錯不了”這種心理不隻是電視，很多地方都在用，
1978年，美國眾議員利奧·瑞安得知瓊斯鎮存在種種不正常的現象，隨即組織考察團前往調查。吉姆·瓊斯竭力掩蓋真相，卻與考察團爆發了激烈衝擊。
考察團在機場遭到吉姆·瓊斯的私人武裝襲擊，利奧·瑞安及其他數人遇難。幸存者得到圭亞那政府軍的救助，後返回美國。自知罪責難逃的吉姆·瓊斯決定脅迫信眾集體自殺。
200個人，一個接著一個，喝下了有劇毒的草莓汁，部分人看到彆人死了選擇了反抗，但他們立即被私人武裝強行灌下氰化物，或槍殺、勒死，母親給懷裡的嬰兒喂草莓汁，隻有兩名佯裝服毒的青年拚死逃走，成為瓊斯鎮慘案的直接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