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時候曾經有個著名的詩人歐陽修，他寫過這樣一篇議論文，名字叫朋黨論，關於朋黨他是這麼理解的:
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隻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與君子因誌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但是臣以為:小人並無朋黨，隻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儘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麼誌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麼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隻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麼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波莫娜很難用語言來形容那個不善言談的西弗勒斯和人相談甚歡是個什麼情景，這不同於奇洛拍馬屁，奉承話不斷地說，而是大家有模有樣地討論世界局勢，一副所有人都是有識之士的模樣。
倫敦不僅是金融城，還是政治中心，一千年前的長安，一千年後的北京，兩百年前進華盛頓，兩百年後的紐約，男人就是這樣，喜歡討論“天下大事”，好像不聊這個話題就顯得自己閱曆淺薄。
他們看起來很像是“朋友”，“朋黨”之間消息最為靈通，有很多“內幕消息”已經開始在上層傳了，每次大選之後，房地產均價上漲是一個規律，因為民眾會對自己選出來的政黨有信心，對經濟前景也會很樂觀。
“新官上任三把火”，各種措施和改革也會實行，但是這種情況能堅持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相對於美國的投機市場，英國房地產浮動很小，一直走的是穩健路線，升降幅度也就幾個百分點，美國幾次危機就常常搞斷崖式下跌，但是英國的糧食價格浮動很大，這不僅僅是因為英國沒有和美國一樣使用“常平倉”製度，還因為“資本是英國的最高權力”。
三權分立就像是日神一樣燦爛奪目，英國是內閣製的，議會有“倒閣權”，內閣也有“國會解散權”，內閣受議會監督，議會對內閣不信任時可以倒閣，1815年至1846年強製實施穀物法，藉以“保護”英國農夫及地主免受來自從生產成本較低廉的外國所進口的穀物的競爭。它規定了國產穀物平均價達到或超過某種限度時方可進口，其目的是維護土地貴族的利益，在議會改革之前是土地貴族托利黨操縱著議會議員的選舉。即便在1832年議會改革後資產階級輝格黨組建內閣，穀物法依舊沒有廢除，資本家隻是以和平的方式削弱了貴族保守勢力，在那個時代，“農業是一切財富的根源”，這一點和後來資本是最高權力不一致的。
中國人以為是閉關鎖國造成了鴉片戰爭失敗，其實閉關鎖國從某個角度是利於貿易保護，同時也讓英國對中國的情況不了解。
根據英國相關法律，議會通過的所有法案都會記錄在羊皮紙卷軸上，交國會檔案館永久保存。
“1840年4月7日起，英國議會下院……經過3天的辯論，以271票對262票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內閣的提議。”這是中國關於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的主流看法，是英國議會決定了戰爭的爆發。然而，英國議會原始檔案否定了這種說法。
1840年4月9日英國議會以271票對262票通過的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議案了無蹤跡，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以271票反對262票支持而被否決的對英國政府的不信任案。
根據會議記錄，1840年4月7日，議會反對派托利黨以輝格黨人、時任英國外交大臣亨利·坦普爾的多處外交失誤，對英國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托利黨指責巴麥尊在對華政策上缺乏遠見、思考不周全，沒有給予時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適當的指令或可用的權力，沒有控製住非法的鴉片貿易。托利黨議員、不信任案發起者威廉·格拉斯頓在辯論中指出，英國和印度的財政收入六分之一取決於與中國的貿易，因此中國很重要。他提出，英國對中國了解太少，隻是基於對一個港口的認識，“和這樣一個民族貿易不是比與他們爭執更明智嗎？”
整個辯論持續了三天，但在這次議會辯論前，內閣就已經命令印度艦隊增援中國，組織東方遠征軍了。議會辯論時，懿律艦隊已經在開往中國的途中。英國議會直到戰爭爆發後的1840年7月27日才通過了中國遠征軍的軍費撥款。在議會同意撥款前，支付遠征軍軍費的是印度和中國協會，這個協會會員有一百零九家和印度與中國有密切利害關係的大公司，包括進出口貿易、航運、金融等各界巨頭。協會主席是下院輝格黨議員拉本德，這個協會經常與有關各部，特彆是外交部保持聯係，提供情報，煽動戰爭。當林則徐命令外商繳煙的消息傳到倫敦後，英國“資產階級”掀起一片戰爭叫囂，托利黨為首的地主是不支持戰爭的。
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愛好和平，而是想把輝格黨給扯下來，威廉·蘭姆在1841年8月就卸任了，取而代之的是羅伯特·皮爾，他在擔任內政大臣期間改革英國的刑法，組建了倫敦第一支訓練有素的警察隊，這些警察因而被人昵稱為“巴比”。
1832年改革法律通過後在此後的普選中保守派大受打擊。儘管皮爾本人獲勝，但是他的保守黨僅有100多名議員了。
年輕的輝格黨的靈活、極端，充滿了冒險主義，這幾年英國非常動蕩不安，可能的確是太多改革在太短的時期裡進行了，幾乎一年換一個，甚至兩個首相，總之威廉四世決定減緩改革的速度，皮爾征收所得稅，改組英格蘭銀行，在愛爾蘭發動改革，這些都沒什麼問題，但當愛爾蘭饑荒爆發，他支持降低進口關稅，廢除穀物法導致了其內閣倒台。
按照博弈論處於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的黨派獲得選舉勝利的機會很高，可是當“極端情況”出現時，中間派的勝算就沒那麼高了。
比如一個直男，他喜歡軍裝，接受不了中性風的穿著，也排斥同性戀。他獨自一個人的時候沒關係，當他們形成了一個群體，就會嘲笑那些過於溫和的男孩子，赫夫帕夫的男孩就常被斯萊特林的壞小子欺負，為了不被欺負他們也會顯得很“男人”，一起排斥同性戀了。
1845年在愛爾蘭爆發的晚疫病使得皮爾為緩和愛爾蘭問題作的努力落空。愛爾蘭的馬鈴薯收獲落空，使得居民缺乏主食。約300萬本來依靠馬鈴薯為生的窮人需要便宜的糧食進口。皮爾以糧食進口稅無益地提高糧食進口為由要求廢除這個稅，來解決愛爾蘭的危機，理查德·科布登也要求廢除糧食進口稅
1846年皮爾向議會提交了三個法案。第一個法案計劃在三年後完全廢除糧食進口稅。第二個法案是降低所有關稅。第三個法案是保護愛爾蘭的財產和生命的強迫性措施。前兩個法案被通過，第三個法案被一個保護稅用戶者、極端主義者、輝格黨和愛爾蘭人的聯盟反對。
在皮爾看來，政治本質上是行使道義，這一事實使他變得不同於威靈頓、梅爾本和帕麥斯頓。
極端個人主義是為了達到個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而不惜一切後果采取極端手段的思想和行為。
人是自私的，但是極端個人主義是絕對百害無一利。
愛爾蘭饑荒之後，出現了財政恐慌，從俄國和美國購買的穀物使得黃金大量外流。結果，在1847年出現了向銀行擠提存款的浪潮。
接任皮爾的首相約翰勳爵對財政一竅不通，他和阿爾伯特親王找來皮爾，皮爾向他們兩人解釋了銀行法的作用，這時憲章運動掀起了高潮，在倫敦肯辛頓康芒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這關鍵時刻，內政大臣喬治·格雷爵士很沉著。威靈頓許諾許諾要給憲章派充分的潛逃機會。當局征召了17萬警察，軍隊任然忠於政府。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英國的局勢已經很糟了，對外發動戰爭能轉移內部矛盾，兩次戰爭相差時間二十年。當時的滿清遲緩而魯鈍，如同一個大夢初醒的人，並沒有形成有效的應對策略，英國政府的反應也很遲緩，如果要修一個醫院可能光決策就要審批7年，但是年輕的資產階級不僅靈活並且還了解滿清的情況，一如現在的華僑和黑幫，他們已經滲透進了英美的各個階層裡，不論是黑道還是白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會做生意並且非常有錢，在這個資本是最高權力的國家誰會忽視華人的意見？
內鬥每個國家都有，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崩盤就和大藏省與日本中央銀行的內鬥有關，現在和波莫娜吃飯的男人們聊的就是這個。
三重野康想要對國內的經濟進行改革，但是卻有保守派的阻撓。
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直到2000年期間存在的中央政府財政機關。明治維新時期的“先進思想”在20世紀已經非常落伍了，大藏省的官員還以為掌握利率就能掌握經濟。
日本中央銀行的“日元王子”們想自立門戶，不再繼續受大藏省管轄，然而那不是那麼輕易能做到的。
廣場協議不論是日本主動同意增加彙率還是美國人逼的，這都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行為，損害的是國內有出口貿易的企業，昔日喊著“尊王攘夷”，敢在京都進行暗殺的維新誌士已經沒有了，留下的隻是一群屈服順從的官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