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9章 民族之辨
筆峒先生就是徐奮鵬，他是萬曆朝的著名史學家，寫了幾十本史評、史地著作，評論曆史資料詳實、立論公允，於天下有莫大名聲。
因為他在臨川筆架山下設館收徒，所以被世人叫做筆峒先生。
徐奮鵬的曆史思想在前世傳入日本，被許多日本漢學家認為是“治國良方”，甚至對明治維新的思想進程都起過指導作用。
他的書之所以有如此效果，就是因為徐奮鵬在評論曆史之時嚴申華夷之辯的傾向非常強，在民族主義這一塊屬於明代的激進派，甚至能啟發兩百年後日本的維新思想家建立“大和民族”認同。
李如一得知《民族國家論》的大內容之後就找來了徐奮鵬的雜文比對，此時踏仙翻開徐奮鵬的《徐筆峒先生文集》卷八，找到那篇闡述徐奮鵬曆代王朝正統問題的《古今正統辨》又看了一遍。
徐奮鵬在這文章之中以明初大學者宋濂對於朱元璋的稱讚“功高萬古，得國極正”開始論述，認為宋濂之所以說朱元璋得國極正，不是因為他順應民心獲得百姓支持，而是因為他“迅掃胡腥，再開天地”。
他進一步闡述，以為明朝是把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給趕了出去建立的國家，所以從上古的唐虞三代以來得國之正統者，第一就是明朝。
接下來徐奮鵬繼續分析表示：用這個標準來看，漢唐宋在開國之時都沒有將少數民族政權清理乾淨，他們的政權不是從“胡腥”手上奪來的，所以他們比起大明都可算是偽朝——“以此方之，則為漢唐宋，皆閏位可也”。
徐奮鵬的《古今正統辨》認為一個朝代開創的最正統方式就是帶領漢人通過攻擊其他民族而建立，除此之外，無論這個朝代取得再大的成果，都不算是絕對正統。
李如一對於徐奮鵬的文字和思想還是頗為讚許的，此時的文人普遍對於華夷之辨有相當強的執念，而且李如一一家比大多數此時人還要痛恨蒙元。
而且這種敘述對於此時的大明來說也不完全適宜，如果說隻有漢唐，故土才是大明的土地，那麼大明哪還有對奴爾乾都、司烏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土地的聲索和實控權力？
徐奮鵬越是極端，李如一越感覺他文字之中沒有底氣。
兩人的主旨其實都是號召明人建立一種民族主義思想，不過相比之下徐奮鵬的民族主義非常狹隘，讓人一看就覺得難以推行，而王文龍的想法則是一步一個腳印，證明過程環環相扣。
看完這文章再品味一遍，李如一總覺得徐奮鵬文字雖然激昂，但是旨趣並不高，他的書中有一種對於關外領土“求而不得，不如毀去”的悲憤意味。
徐奮鵬直接把所有的少數民族政權斥為“胡腥”，認為少數民族都要被趕走，實行絕對漢人統治，而王文龍卻認為應該讓少數民族也可以建立中華認同。
不過哪怕是李如一，也覺得徐奮鵬“漢唐宋皆閏位”的觀點有些太過偏頗，宋朝怎麼樣不去說他，大明的讀書人對於漢唐還是十分尊敬的，再怎麼樣他也無法說服自己漢唐也是偽朝。
王文龍解釋此事直接用了北宋大將呼延讚的故事。
李如一祖上並非江南人士，而是嘉靖以後從西北遷來，李如一的祖父李詡自己就在回憶錄中寫過他們家因為在關中，曾經見識過蒙古人入侵，因為痛恨蒙古人，順帶著都討厭元朝的國號，李詡寫書時會故意把“元”字用“原”代替，比如把“洪武元年”寫成“洪武原年”。
描寫呼延讚一家故事的《呼家將》在此時和《楊家將》《薛家將》一起成為三大家將，流傳極廣，市井百姓不少都聽過大宋忠孝王呼延家滿門忠烈的話本。
王文龍指出呼延姓出自匈奴，但是到宋朝呼延家族顯然對中華民族相當認同，呼延讚為宋太宗衝鋒陷陣，赤膽忠心，北宋末年呼延慶還出使金國，受儘苦楚，依舊完成任務。
和徐奮鵬滿紙悲憤的文字比起來，王文龍的文字非常理性。
放下徐奮鵬的書，李如一又拿起《民族國家論》開始，隻是稍稍看了幾句，他就覺得眼前一亮。
呼延氏顯然不會認為自己不是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