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嗣昌在後世被認為是明末的能臣之一，但他的另一個身份卻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楊嗣昌是明末一個產出頗高的作家。
楊嗣昌的作品集中在詩詞和文集上，而且和此時流行的文人集子不同，楊嗣昌的文集相當注重實用性，甚至有點後世專業論文的意思。
比如他的《武陵競渡略》是一部研究龍舟競渡傳統的專著，比較了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地龍舟競渡的場景和風俗形式，甚至從各方麵去分析這些風俗和當地百姓以及曆史的關係。
再比如他的《地官集》是他考中進士之後，在戶部任職期間所寫的文集，此書將他在戶部參與財政管理的經曆以及所思所想全部寫出。崇禎皇帝還未登基時，就看過《地官集》，以此書去了解國家財政的運營方式。
所以彆以為明代的文人就隻會空談心性，楊嗣昌研究的就是實學，而且已經有了一些社科研究的思想。
而《訓詁學方法論》就是一步從操作方麵講訓詁學研究的專著，後麵王文龍附上的另外幾篇文章，也幾乎是考據學各個方麵的論文，實操性和科學性都很強，實在太符合楊嗣昌的口味了。
翻了幾頁之後，楊嗣昌越發的心動，最後終於一咬牙道：“這書我買了。”
抱著書函回到客店，楊嗣昌根本無心睡覺，直接點起油燈開始讀書，越看越是精神。
一直看到屋中黑下來，楊嗣昌揉揉眼睛抬頭這才發現他的書童早已等到睡著了，一盞省油燈的燈油都已燒乾。
楊嗣昌揉揉發痛的眼睛，隻覺得王文龍的這本書寫得非常好。
原因一是王文龍的論證的確非常優秀，《訓詁學方法論》從各方麵描述了訓詁學這一門小學的未來，絕對是開山之作的水準。
第二條原因則是王文龍的寫書方式，《訓詁學方法論》處處充滿邏輯和實證的精神，一切推演都有的放矢，在這個年代的作品之中是絕無僅有的。
而王文龍的這本書非常符合此時的時代發展方向。
萬曆年間的儒家各門各派都在批評清談之風。有人以為這是陽明心學傳下來的問題，有人以為這是因為佛教思想太多的滲透入了儒家思維，甚至有人刨根到朱熹身上，認為程朱理學才是將儒學帶向高談闊論的罪魁禍首。
王文龍的《訓詁學方法論》沒有參與這些討論，卻直接給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既然誰都說不服對方，那就通過考據看看當年的儒家典籍究竟說了什麼吧。
如果真的是對於儒家學問沒興趣，大學做不下去，還可以做小學，除了四書五經之外，那麼多的古文書籍全都可以去加以考證。
另外《訓詁學方法論》還啟迪了許多其他研究的文人，王文龍在書中展示了可以通過邏輯找出訓詁的方法，焦竑又展示了可以通過邏輯科學的方式去研究史書的路子，那能否同樣通過科學的方式找出寫文章的方法、做畫的方法、研究音韻的方法？
楊嗣昌是個頗有悟性的文人，在過程中已經漸漸發現此書的以上這些優點，並且越思考越覺得這書有裡程碑式的意義。
楊朱渡，湖南官書局。
楊嗣昌被一個書辦領到書局乾辦的屋中。
乾辦手中拿著駱思恭的信奇怪問道：“駱千戶打招呼已過去十多日，怎麼楊小友今日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