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龍的這套南京方言拚音就是根據漢語拚音的思想在建國後改出來的。
建國後推廣的漢語拚音打通了古代音韻學所用的切音法和四聲法，並且將漢語音素單獨提取出來，與漢字語音的標記不再有模糊空間，書寫拚讀都十分簡便，在後世基本證明了是最方便的漢字語音標記方法。
葉晝則作為雜學大家對於音韻也頗有研究，他看到王文龍的拚音方案之後立刻就明白這套拚音方案對於識字教學有多大的意義。心中對王文龍佩服的同時，他也負責包攬了識字本的編寫工作。
這種識字本是掃盲運動中大量使用的一種簡易資料冊，新中國掃盲運動興盛的時代百姓生活條件也並不寬裕，字典的價格相較於當時一個文盲的收入算得上昂貴，而且讓一個大字不識上百的百姓去查字典其實真沒什麼作用，查出來的解釋條目他也不認識。識字本就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
這是國家普及拚音之後大量使用的一種專門用於掃盲的小冊子，其研究成果在後續的幼兒教學中還經常看到，就是書店裡專門賣給小孩的帶圖帶字帶拚音的那種插畫掛圖，一字一音、儘量少涉及多音字、少涉及複雜的解釋，以教會使用者認字和拚音為主要目的。
一本字典的印刷成本少說要半兩銀子，但一本隻帶字樣和拚音的識字本就便宜多了，三千個常用字，即使考慮到其中有些字是多音字，總共拚音大概也就四千多個，一本包含所有常用字的查詢識字本字數還不過一萬，也就是三章白話的字數，印刷的紙質差一點，油墨糊弄一些，一本識字本的成本也就是幾十文，普通工農幾天的工資足以購買。
如果實在是舍不得，自己找來紙筆抄寫一份，也就是不過半天的功夫。
當然由於這一套掃盲教材是二十一世紀編纂的，其中許多內容對於這時代還很不適宜。
比如說因為這套掃盲教材針對的是二十一世紀一些還未脫盲的農民，他們或許有進城務工的需求，《生活中的知與識》就包括了大量後世勞動法的科普內容，教農民工進城之後要怎麼保護自己的勞動權益，這些法律在這個年代的大明百姓顯然是享受不到，王文龍就將之替換為大明律科普，至於一些電學、裝修等等教學內容，王文龍則儘量刪去，最後將《生活中的知與識》大綱大體保留下來，內容則基本上成為了一本《自然》教材，所教的科學內容所以是熱脹冷縮、物質的三態變化等等，深度不超過後世小學的水平。
《生活中的讀與寫》和《生活中的數與算》的改編就更簡單，無非是將所使用的範文替換，或是將應用題的內容改編的符合這時代的真實情況。
接下來大半個月，張鼐等人也在積極的籌備民黨學院事宜，辦學地址都找好了，而王文龍就在葉晝則、張鼐幫助之下專心寫書。
《生活中的讀與寫》和《生活中的數與算》都很快改編完成，隻剩最後一本《生活中的知與識》，王文龍列出大綱，剛仿照著原書內容寫了前麵幾章，這時突然有個歐洲人前來拜訪。
來者名叫郭居靜，王文龍雖然早就在史書中知道此君的大概形象，但是第一次見到郭居靜時，還是被他的樣貌所震驚。
後世人往往有西方人高大健壯的印象，但那是肉蛋奶養出來的，這年代的歐洲人營養條件還真不一定有大明好，來到中華傳教的耶穌會是許多個頭並不高，加上剃著個地中海頭型打扮怪異，模樣也不甚令人欣賞。
但其中的郭居靜卻長相十分出眾，此君今年四十許歲，身材魁梧、髯長而美，有點古希臘雕塑之中肌肉哲人那意思，無論在東西方的審美中都算得上是老帥哥一枚。
郭居靜一見王文龍便主動用中華禮儀拱手：“建陽先生，鄙人郭居靜，號仰風，久聞先生大名。”
章湟介紹說：“建陽先生，這位是澳門耶穌會的乾臣，之前一直陪同利瑪竇在京城傳教，如今澳門耶穌會有長老去世，郭朋友即將回去繼任監督。”
“郭朋友好。”王文龍同對方行禮，“不知澳門耶穌會哪位長老仙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