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因果。
魏公公本人雖然深得萬裡之外的教皇保羅五世信重，授予全權處置東方教區的大權，但對於東方教區所屬的原耶穌會在日所做所為，公公本人還是不以為然的。
早在三個月前，公公就在特區的大教堂聽取了郭居靜所做的日本天主教運動報告。
這份報告是郭居靜應魏公公吩咐，專門派人聯絡日本耶穌會成員，經過多方的、係統的、結合早前日本耶穌會發給澳門耶穌會及教廷的諸多報告，綜合撰寫的一篇可謂極為詳儘的報告。
通過這份報告，魏公公完全了解了日本天主教發展的來龍去脈，但在將這份報告束之高閣時，公公對身邊正在努力完成第六卷的阮大铖說了一句話，大意是這份報告帶有很濃厚的色彩偏見，是唯心的，而非唯物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
偏見，是這份報告徹頭徹尾的展示。
偏見來源於日本政府對天主教的所謂壓迫，但偏見更來源於那些傳教士們的胡作非為，以及自詡正義。
毫不客氣的說，公公認為幕府對天主教徒的鎮壓，實際是天主教徒們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因為，那幫子西方來的紅毛鬼子們太想當然了。
從時間上講，天主教進入日本不過才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前，曾受洗禮的肥前國大村的領主大村純忠，把十年前開港並正在發展為日本西部最大貿易港口的長崎，與其附近的茂木一起捐贈給耶酥會，並允許耶酥會在日本領土上擁有屬於教會的基地。
有了長崎這個傳教之地，從西方來的傳教士們便開始了大規模傳教，他們采取強製手段讓肥前國的國、郡官員們信教，再通過這些官員發出命令強迫所有居民入教，並騷擾各地。
本質上同公公前世那些洋鬼子們並不區彆，所發展的信徒和二鬼子們也沒有什麼本質差彆。
不需要做過多調查，公公也相信肥前國等地必然會有“倚教欺人”的現象存在。
“教權豈能大過政權？教務豈能乾涉世俗？”
公公冷哼一聲，連他老人家都懂的道理，豐臣秀吉一代人傑又能豈不懂。
豐臣秀吉當然懂，所以他迅速頒布禁教令，開始逮捕傳教士和部分信徒，並從耶酥會手中收回了長崎與茂木。
這便讓耶穌會的教士們二十年心血化為烏有了。可即便如此，那些教士們也沒有離開日本，而是賴在日本不走，豐臣的死亡將這個問題留給了德川家康。
此後，便是德川幕府主導的鎮壓天主教運導，繼而引發了日本天主教倒幕運動，又戲劇性的讓漢人顏思齊成了日本的倒幕英雄。再之後，便是紫袍加身的龐麥臣閣下親手主導的天主教討日戰爭了。
征服日本，軍事上的征服是一方麵，文化和宗教的征服更是一方麵。
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魏公公在具體聽取那幾個在日本天主教有影響力的信徒和教士的彙報後，總結了幾個矛盾點。
第一點就是教義的矛盾。
天主教義堅持上帝是最高權威，上帝麵前人人平等，這和以將軍為最高主宰、嚴分身份等級的幕藩體製完全不同，且完全抵觸。
第二點就是天主教的排它性，天主教否定神佛信仰，認為上帝是天地萬物之主，應該服從上帝，而不應該服從父母、主人、君主。
這對自稱“神國”的日本和被尊為“天照大神化身”的德川統治者來說，更不能容忍。
此外，天主教反對日本武士的切腹、多妻製，都直接和日本統治階級的傳統對立。
這些矛盾點結合在一起，哪怕沒有新教基督國英國、荷蘭商人對西班牙、葡萄牙舊教天主教士的中傷，日本政府也絕不會允許天主教在日本繼續發展。
便是放在大明，哪怕魏公公是龐麥臣大主教，他也不可能讓天主教的舊教義在中國傳播。
所以，改良天主教義，堅持中國化道路，否定天主教的排它性，將上帝與東方文明神話結合在一起，才能讓天主教真正的為公公所用。
去年公公在北京南堂召開的中國化道路工作會議中，就教義改革公公曾經提出若乾點。
“東風一定要壓倒西風！”
“人口數量占據第一的皇明一定要在宗教領域蓋過人口較少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