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季秋九月，唐宣宗在吏治上的整頓已大見成效，他也早以由人們熟知的，可以“以為戲笑”的“不慧”的“光叔”，（武宗喜歡叫他“光叔”，以逗他開口說話取樂）蛻變成“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的“小太宗”。真可謂聖人鱉行，虎變莫測！
一日清夜，宣宗步月歸殿，興致不減，遂召翰林院學士韋澳論詩，君臣對燭而坐，淡酒助談，一語一遞，更深而意興不減。左右內侍卻頭重難支，宣宗一向體憐這廝們，便使他們且下去歇歇。內侍們也樂得如此，並沒有另生心眼，韋翰林門第雖高，卻隻是個六品上階的考功員外郎，也無意防範什的。韋澳低著眉眼還在繼續適才的話題，不想宣宗的神情已是變換了。宣宗側頭向門屏處凝看了好一會，才轉了過來，突然便湊過身子，低聲問道“近來，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
宣宗口中的“內侍”並非泛泛地指稱整個北司（即內侍省），甚至也不是指稱北司四貴——樞密使無爪無牙，不足為懼，可憂的隻有左右兩軍中尉。掌握天子禁軍的他們幾乎擁有天子所有的權力，能殺人，能活人，能使人富，能使人貴！能使人做節度使，也能廢殺節度使！能使人做宰相，也能廢殺宰相！能使人做天子，也能廢殺天子！當然他們並不總是如此跋扈，皇帝雖奈何他們不得，以宰相為主的南牙百官雖奈何他們不得，可是鬨得僵了，天下大亂，他們也得不著好，指不定便真有藩鎮起來“誅閹黨，清君側”（甘露之變後，仇士良隻手遮天，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便曾上表暴揚仇士良、魚誌弘的罪惡，並放言“如奸臣難製，誓以死清君側”。劉從諫為劉悟之子，父死，得節繼為帥），俗話說得好，傘要撐著，碗要捧著！
若說這廝們的權力還有什缺陷的話，便是左右中尉這兩張大榻，由誰來坐，坐多久是由天子乾綱獨斷。禁軍的將士雖不忠誠於天子，可也並不總是忠誠於某一個宦官，他們忠誠的隻是在宦官統押禁軍的這個變態製度下所享有的超格的權與利，任誰做中尉，任誰做皇帝，也都要爭著賜將士們好！
韋澳當然明白宣宗所指，無論在什麼場合指說中尉都是非常不智的，這種話題能避談就避談吧！他恭謹地說道“陛下神威果斷，內侍們也是非比前朝了！”宣宗閉上了眼睛，搖頭道“全未！全未！朕尚有畏之在。愛卿，策將安出？”韋澳抬了眼，宣宗睜了眼。韋澳垂頭道“若與外廷計議，臣恐有‘太和之變’（即甘露之變）！”他儘量把“太和之變”四字說得輕而慢，似乎過重過快地說出都會帶出血腥味來。同時，他又稍稍作了頓，希望天子能聽明白，想明白，此事絕不可輕易。過後，他才繼續說道“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說完，他的脊背便不由得冒出冷汗來，“外廷”二字將南牙文武百官摒除了在外，“其中”更是將自己這個內臣也摒除了在外，這是教天子孤身與虎謀皮呀！
“此乃末策！”
出乎意料的，宣宗並沒有怒責，而隻是如師長般微露了些不滿，輕歎一聲道“朕已試之矣，這廝們自著黃、著綠，至著緋，皆知感恩！一旦著紫，便相與為一體矣！”
據《舊唐書》記載，在唐玄宗時，長安各宮的宦官加宮女在內便有四萬人之眾了，當時穿黃衣的有三千多人，穿紫衣的有一千多人。穿黃衣的僅僅是有口糧領取，而紫衣卻是大唐王朝最高的品服。從宣宗上麵的對話可以看出，宦官在當時也是分了層級的，穿上紫衣的自有他們的權利，其中就包括出任中尉的資格（當然不限於此）。恩義雖足以動人，可是何如天地間最至高無上的權力以及此權力所帶來的無邊的富貴！
宦官都是沒鳥的漢，或是小時吃人割去的，或是狠性自閹，其中甚至不乏富家公子，為了什來？豈可以常人之情論哉！所以韋澳的對策真是書生之見！
後來宣宗又換了一個人，換了一種方式，在他表示欲儘誅宦官後，他的宰相令狐綯在密奏中這樣回複了他“但人有罪勿舍，職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於儘矣！”宣宗對這個對策也並不滿意，恩義隻足以結非紫者，法度亦隻足以誅非紫者，己非有長生之術，如何耗得儘這幾千著紫的？宣宗沒有想到的是，這封密奏在放到禦案之前早已過了樞密使的眼。
以宦官押禁軍，始於代宗，設置左右中尉一職分押左右禁軍在德宗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首任者是竇文場、霍仙鳴，史料載之極明。以宦官接受奏表及向宰相傳達帝命，進而參預政事，設置“樞密使”一職，終至於與宰相共參國政，史籍上全無明確記載。在《資治通鑒》中，“樞密”一詞首出現在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宦官董秀掌樞密”，再次出現在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當時中書省主書吏與“知樞密”劉光琦相勾結，使宰相亦不得不為之低頭。“樞密使”首出現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時任者為梁守謙。有學者便說“樞密使”乃元和初所置，與之相關的“樞密院”則由宣宗所置，有學者認為設置樞密院以樞密使押領便始於永泰年間。筆者較為認可前者，隻是以為“樞密使”之設非是奪相權，乃在分化宦官，使中尉不再乾預政事。宣宗欲儘誅宦官而不得，則莫若步武祖考！
像相關史料所表明的，宣宗不獨設置了上下樞密院（又喚作內樞密院），還設置了南北宣徽院，名則寵之，實則分樞密使、宣徽使之權為二，使其相互製衡。神禹治水，疏而不堵；陰陽不害，相生相克！樞密使既得參與國政，又統押著天下各鎮各州各軍的監軍，此權過大，剖為上下，再將宣敕傳命之權割與宣徽使，如此一來，使得原本隻是向外宣索財物以及管領大內諸般雜事的宣徽使得與樞密使相抗。樞密、宣徽同居大內，容易齊心，（中尉居禁苑）再合以南牙百官，則足以製衡中尉。且以“宣徽”、“樞密”作為上遷“中尉”的必由之階，而非以副使相代，如此則可高枕而臥！
唐宣宗的這種分其權而非削其權——更非削減其利的措施，其得失如何，特彆是對於社稷，對於百姓而言，似乎是很難簡單論斷。後世也有人指出——比如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便指出這種“豺狼當道”，卻“隻顧狐狸”的行政，正是加速大唐王朝走向分崩離析的一個原因。
而對於碭山午溝裡的“朱五經”朱誠來說，宣宗皇帝的清明吏治並沒有使他這個“辛苦業儒”的寒門子弟獲得什好處，次子和幼子的接連降世在給他帶來了短暫的喜悅後，便變成了他長久的巨大的負累。這從他兩個兒子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來，他的次子名存，幼子名溫。古人取名，兄弟講究同氣連枝，或重一字，或同其部首，“存”、“溫”卻不相類，隻是協韻罷了。朱誠擇此二字，似乎是表示兒子的存養和溫飽都成了難事！為此他不得不將後麵出生的女兒胡亂送與了人。
其實碭山這個地方，山明水秀，溝河縱橫，田畝連雲，南北不足百裡內便是兩條溝通南北的大水——汴河（又稱北汴河，為泗水支流）與汴水（即通濟渠）。
若朱誠不是死守著他的“五經“，而是降心力耕於田，芻蕘於山，漁舟於水，甚至南北逐什一之利，似乎解決一家子的溫飽也不是個多大的事。當然這也隻是筆者的想象之詞，在那麼一個豪強兼並田地之世，他也未必有田可耕，有山可伐，有舟可漁的。即便他有，也未必能免於饑寒。畢竟在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進士孫樵給宣宗的上言中便有“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