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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職能部門的處室領導，雖然學曆都不低，但他們不是沒有科研開發的經曆，就是沒有理科背景，或者此前的職業生涯跟技術開發的管理沒有任何交集，所以，他們對童博士的話最多也就是一知半解。
見領導們一臉茫然，童偉繼續解釋道：“在設計部門設計過程中，我們在實驗室的優化試驗還在繼續進行，在此過程中，又發現了幾種新的工藝，通過重複試驗得到進一步驗證後，工藝流程圖已經設計完成，但根據我們的最新發現，必須改變原來的流程，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所以，在我們提出新的工藝條件後，設計部門又要修改原來的設計，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將開工建設的時間後延。”
“童博士，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修改設計，導致工期後延的責任不在設計部門，是這樣吧？”來自科技部門的周處長問道。
童偉坦率而無奈地一笑，“如果領導非要提到責任二字的話，那我們就是責任方，跟設計部門無關。”
來自環保部門的華處長覺得“責任”二字有點言重了，科學實驗本身就是不斷探索發現的過程，將其上升到責任的高度，實在沒有必要，尤其是環保科技，如果處理效果達不到要求，既花了錢，又不利於環境保護，無異於勞民傷財，掩耳盜鈴，與其如此，倒不如多用一些時間，穩打穩紮，把基礎工作做紮實，對接下來的實際應用有益無害。
“按照童博士的意思，如果優化實驗是為了尋求更加有效的處理方法，我認為即使中試裝置延期建成，也是值得鼓勵的，對於環保科技，一個最重要的指標，是衡量無害化處理效果，童博士，看來你們已經找到了更好的處理方法？”華處長道。
“實事求是地說，前期得到的處理方法和優化實驗發現的方法，對失效電解質的無害化處結果基本相當，應該說兩者效果都很好。”童博士道。
“既然處理效果相當，為什麼要采用優化實驗得到的結果修改已經完成的設計呢？”幾位處長不約而同地提出這一問題。
“這個嘛，主要有兩方麵原因。首先，前期的工藝條件中，采用的原料不僅比較稀缺，價格較高，而且在儲運和使用過程中存在易燃易爆等危險因素。另外，我們開發這項技術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它有實用價值，即使技術再先進，沒有實用價值的技術對社會也毫無意義，所以，在優化實驗過程中，我們找到了更廉價更安全的原料，有效降低了失效電解質無害化處理過程的成本。”童偉解釋道。
“這可以理解，在企業做技術開發，除了考慮技術的先進性，還要考慮實用性和生產成本，對於失效電解質的無害化處理，肯定是成本越低越好，環保產業本來就是高投入低產出的行業，如果處理過程中原料成本占用太高，使項目處於虧損狀態，企業就沒有積極性，這對該項技術的應用推廣沒與任何益處。”方處長是工信部門的領導，他最關注項目的產業化前景。
老楊作為發改部門的計劃處長，他跟老方觀點一致，就是因為他對這項技術的產業化期待過於迫切，才促成了這次實地調研，“我也同意技術要有實用價值，童博士，你們對前後兩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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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條件下的處理成本，做過具體核算嗎？兩者有多大差彆？”
“做過初步核算，說實話，如果按照最初試驗結果，在大規模生產過程中，即使加上政府部門的補貼，對失效電解質的無害化處理也是虧損的。經過後期優化的工藝條件，在中試規模下，可以做到保本，要是在工業規模下運轉，結合各種補貼，廢舊蓄電池的回收處理會略有盈餘。”童博士道。
“那就是說如果不考慮技術的實用性，采用最初得到的實驗結果，中試裝置建設就不會延期？”
“是的，可那樣的技術，即使再先進，企業也不會采用，除非你們職能部門能給昌達集團更多的補貼，使企業有利可圖，否則，即使各種手續已經齊備，我們也不會投資建設廢舊蓄電池回收處理的工業生產線。”站在企業的角度，葉佳怡直言道。
環保部門的華處長點頭認同，“我理解企業的想法，對於一般民用項目，沒有哪家企業願意賠本賺吆喝，不掙錢的事沒人願意乾。童博士，我想問個專業一點的問題，對於失效電解質，經過你們的無害化處理以後，變成了什麼形態的物質？最終將這些對環境無害的物質棄入環境，還是有彆的用途？”
華處長在大學讀的是環境工程，他對這方麵問題很感興趣，雖然在立項報告中有過闡述，但比較籠統，老華想親自聽見童博士對這個問題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