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劉禪這麼淡定的問話，李睿一時間有點兒呆住了。
作為提出這個建議的人，他當然清楚這四個字的份量有多重。
做為一個標準的士大夫，他對於大宋自立國以來的積弊，以及紹興十一年以來，大宋高速發展階段所產生的新問題，其實都有過深入的思考。
所以，他很清楚，要解決大宋的問題，其實隻有一個辦法。
把刀往自己頭上砍。
或者說，把刀往以他為代表士大夫階層的身上砍。
他剛才所提的兩個建議，其實都是在這麼做。
但無論是將士大夫的言行規範寫入律法，還是大興官學，都是治標之法。
因為法律再規範，執行起來肯定有漏洞。
官學再興盛，士大夫階層的先發優勢是抹除不掉的。
至少幾十年內，大宋的高官，絕大部分仍然會來自於世家大族。
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算他闖過了科舉那一關，進入了官場。
但麵對著完全陌生的環境，沒有人給他指導的情況下，僅僅熟悉情況可能就要三五年。
要是悟性再稍微差點兒，等他們徹底了解了官場的規則，可能大半生都已經過去了。
這其中當然會有一些天賦異稟之人，但大部分人終其一生，可能也就是個八品七品，甚至是九品官。
但一個世家大族出來的孩子呢？
人家的長輩哪怕同樣是個九品八品的官員，但人家在官場上浸淫了一輩子，對於一切規則早就諳熟於心。
人家的孩子在入仕了以後，每一步該乾什麼，人家早就規劃的明明白白，隻需要按步就班的去做就行。
這樣的情況下，人家的進步怎麼可能會慢呢？
正是因為知道這個，李睿才把前麵的兩個辦法，稱為治標之法。
而他最後提出的建議，才是他心中的治本之法。
因為親親相隱發展到現在，早已經不再局限於君權、父權、夫權。
而是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麵麵。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民告官！
相比於之前的朝代，大宋朝對於民告官的事兒，其實寬鬆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
因為，大宋專門設立了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用來處理百姓的訴狀。
而且，這些訴狀能直接遞到皇帝的手裡。
相比於前朝，尤其是相比於幾百年後的某鞭子朝，這項製度簡直先進到不像是在同一個世界。
畢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無論能不能告贏，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板的。
試問，有幾個人的身板兒，能頂得住五十大板？
碰上有經驗的獄卒，一板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這樣，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製。
比如，隻有‘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這一類嚴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檢院告狀。
至於其他事情，則必須一級一級的上告。
如果越級上告，就會有專門的‘越訴法’等著你。
為什麼在民告官如此寬鬆的大宋，依然對民告官有這麼多的限製？
因為，官大於民乃是社會的共識。
這些限製，就是在維護這個共識。
而他的建議，則是要摧毀這個共識。
他當然明白這個事情有多麼嚴重，他還真怕官家不敢答應。
所以，他把這個建議提出來的時候，其實也有賭的成分。
甚至，他已經做好了被否決的心理準備。
可是，讓他沒想的是，官家隻是猶豫了短短一瞬間，就開始淡定的詢問他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這說明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