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恪之前的種種政策，都可以歸類到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是最有希望達成的，而一旦第一個階段完成，就會給執政者更大的信心。
讓他們有更大的動力去追求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包括醫療、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精神文化熏陶等。
就古代來說，這也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陳景恪不點科技樹，至少需要數百年才能實現。
方孝孺就認為，這一點很難實現。
不過他總體上是樂觀的，再難總歸是有一條清晰的道路可以走。
執政者順著這條路慢慢的前行就可以了。
一代人不行就兩代人，總歸是會離目標越來越近的。
第三階段是物資充裕、精神富足。
事實上，方孝孺認為這已經是大同世界了。
因為從有曆史記載至今，從未有過這樣的時期。
但陳景恪知道，這個階段其實也是可以達成的。
如果非要用前世來類比，這個階段有點類似於xk社會。
確實很難，但隻要發展生產力，早晚有一天能達到。
所以，在他的堅持下，這個階段並沒有被命名為大同世界。
他將大同世界放在了第四個階段。
而且他對大同世界的描寫，也沒有采用儒家的原文，而是用了《易經》中的一句話：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對此，方孝孺沒有說話，而是豎起了大拇指。
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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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模型建好之後，剩下的就是圍繞模型構建思想體係和執政體係了。
執政體係並不著急，這玩意兒是不固定的，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可以等到思想體係搭建完成，再根據大明的情況設置。
他們先進行的是前者。
而方孝孺也終於見到了大同世界的全貌。
即便早就有所準備，也不禁為其的宏大感到震驚。
先是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角度，講述了華夏的曆史發展階段。
以及各個曆史階段的情況，產生這些情況的現實因素。
在此基礎上，解釋了國家、法律、朝廷、人民、軍隊等等的概念。
並詳細論述了他們的權力和義務。
很多解釋，讓方孝孺耳目一新。
比如法治思想。
他試探的問道：“我記得，韓國公近兩年一直在研究法治思想。”
陳景恪自得的道：“就是我啟發的，不過他的法治思想與我的有所不同。”
李善長畢竟是古典法家門徒，他的法治是對法家思想的重新解析，隻是比較偏向於律法這一塊。
可以說，他的法治思想，已經和陳景恪最初提到的法治關係不大了。
而陳景恪的法治，就單純是從律法角度出發去定義的。
對此，方孝孺並未感到意外。
他就是在陳景恪的引導下，才進入唯物學殿堂的。
李善長在他的指引下，弄出法治思想是很正常的。
但也有很多解釋，讓方孝孺感到心驚肉跳。
比如軍隊，非一家一人之軍隊，而是萬民的軍隊。
軍隊來自於人民，責任和義務是維護國家安全，保護天下萬民。
至於效忠天子，對不起，沒有寫。
但陳景恪又不是鐵頭娃，自然不會作死。
他在後麵補了幾句，君主是國家領袖，是國家意誌的體現。
擁有對軍隊的絕對統治權。
而軍隊要保持純潔性，必須直接歸君主統治，其餘人不得染指。
但即便如此，也有點大逆不道了。
皇帝不追究倒還無所謂，要是追究起來，少不了斷頭台走一遭。
方孝孺一方麵感歎於陳景恪的膽量；另一方麵也為朱元璋和朱標對他的包容，感到不可思議。
事實上他卻不知道，陳景恪也是通過一件件事情，一步步取得朱元璋的信任的。
當然，最根本原因還是他從未否定皇權。
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論證了皇權存在的必要性。
畢竟，國家總是需要一個最高統治機構的，而機構又需要一個最高領袖。
除了皇帝，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至少目前沒有，不是嗎。
至於以後會不會有，那是以後的事情。
非但如此，他還將皇帝的利益和萬民的利益聯係在了一起。
皇權想長久存在，就必須保證萬民的利益。
而萬民力量弱小，需要有一個強者來帶領他們保護自己的利益。
隻有皇權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個理論在二十一世紀看來，相當的扯淡。
皇帝就是最大的剝削者，怎麼可能真的會去保護萬民的利益？
然而在當時，確實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這種思想可是被所有人認可的。
王朝想要長久，就必須保證民的利益。
隻不過，在不同的時期‘民’所指的群體不同罷了。
但在明朝，民指的就是天下眾生，不是某一個特定群體。
陳景恪利用這一點，在這句話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拓展。
最終將皇權和百姓的利益聯係在一起。
隻要皇帝相信了這一點，剩下的事情就簡單的多了。
朱元璋是否相信，陳景恪不敢確定。
但他敢肯定，朱標和朱雄英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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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大的框架，有的陳景恪自己已經完成了論證，有些限於閱曆不夠無法完整的論證。
尤其是很多論證，和華夏傳統思想融合不夠完美。
找方孝孺過來，就是希望能獲得他的幫助，完成最後的論證工作。
不要小看了這一點，很多時候框架再好，論證不完美也沒什麼用處。
方孝孺已經徹底被陳景恪的宏大思想體係所吸引。
對此自然是欣然同意。
於是兩人就摒棄外界影響，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同思想的論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