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偏偏，李蔚玨是真懂。
一府和一縣，也就是行政區域大小的問題，治理之法大同小異。
李蔚玨在桑柴縣縣衙打了半年工，不敢說門兒清，也能說基本知曉，至少與各種案件相關的資料，他是沒少了解。
不論古代還是現代，其實衙門處理案件的程序差彆不大。
現代有立案、破案一說，古代也有，雖然沒有專屬名詞，但趙晟旻剛才說的“著於案牘”就相當於立案。
而他說的九成和一成的比例，分彆指立案率和結案率。
在大勵朝，了結一個案件的基本程序是這樣的：報案、立案、破案、結案。
趙晟旻的意思是說，立案的所有案件中，絕大部分都結案了，隻有一成多點兒的案件沒有結案，已經是相當可以的成績，他這個知府做得很合格。
但李蔚玨可不這麼想，因為趙晟旻模糊了其中的兩處概念：報案和立案。
首先得報案，衙門根據事情的嚴重性來確定是否予以立案。
立案就說明有案件發生，而且具有一定嚴重性，那麼立案多了，說明此地治安特彆差，那是不是就說明知府的能力差？
所以，立案不能多。
可總有人報案怎麼辦？這其中可操作的空間大了去了。
打個比方說，一個人錢包丟了，裡麵有十文錢，去衙門報案，衙門一瞧，不就十文錢麼，小事，不予立案。
報案人說，那是我全部身家，怎麼就小事呢？
當然是小事，為追蹤那十文錢的去向，衙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恐怕要超過幾十上百倍，這樣的案件不值當去調查。
因此衙門可以說：本衙幾個億的案子還沒破呢，你十文錢算什麼大事？
他甚至還可以說：有沒有你說的這件事都不好說，誰能證明你沒撒謊？再說了，你自己錢包自己不拴好，丟了怪誰？
不予立案，那就少一樁案件，案件少，治安好嘛！
但也不能沒有案件，沒有案件又如何體現知府的治理水平呢？畢竟沒有什麼地方敢說自己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那就看立什麼案件。
再打個比方，丟十文錢和丟個孩子，立哪個案？
且不論正確答案，隻說通常衙門的做事風格，給那十文錢立案。
為什麼呢？因為十文錢好找，孩子不好找。
而且丟錢的案件多了不怕，最多是盜竊案多，但涉案金額不大，對知府影響也不大。
可如果丟孩子丟人的案件多，這可就動搖評價知府政績的根本了——這地方治安得差成什麼樣才會總丟人？
所以，報案不一定立案，立案就得立容易偵破的案件。
確立十樁案件，破了九樁，隻一樁沒破，那就是好成績。
至於破案和結案的概念，在大勵朝基本區彆就不大了。
已經查明、偵破的案件，要提交至刑部審理，除極個彆需要發回重審，通常都予以通過，那就可以結案。
“俺們府人口失蹤報案的有多少？著於案牘的有多少？”李蔚玨問道，大有哪壺不開提哪壺的意思：“冀兗府去年一年報案失蹤的有十九樁，著於案牘的十七樁，差出的那兩樁是走丟了又自己找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