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雲一口答應了林朝陽的邀請，有改善夥食的機會，他怎麼會錯過？
當然了，朋友聚會也是很重要的。
兩人正說著話往外走，於華突然跑出來，說想蹭林朝陽的車去小六部口胡同看電影。“那一起去吃個飯吧。”
魯迅文學院所在的十裡堡在後世的東四環外，於華他們這些學員進一回城不容易，能搭個林朝陽的順風車，還能蹭飯，於華一路上都是興高采烈的。
晚飯是在翠花胡同的悅賓飯館吃的，這裡是燕京第一家個體經營的餐廳，早幾年剛開業時林朝陽和陶玉書一家人還來給捧過場。
跟幾年前相比，悅賓飯館沒什麼變化，灰牆窄門，紅色的門頭上掛著“悅賓”二字。
三人進門等了一會兒才有桌，林朝陽請客，怕劉振雲和於華不好意思點菜，一口氣點了蒜泥肘子、鍋燒鴨、麵筋塌白菜等五道菜。
劉振雲看著菜單，林朝陽剛才點的這幾道菜加一起花了快15塊錢，放在三年前，頂多12塊錢。他不由得感慨一句：“這兩年物價漲的太快了！”
改革開放這些年來，國內的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不過問題也隨之而來。經濟發展過快，導致信貸發放過猛，市場上的錢一多，就形成了通貨膨脹。
這些年中央一直在為遏製通貨膨脹而努力，81年就有過一次通過大砍基建項目來調整經濟。但那種手段類似於休克療法，通貨膨脹是被遏製下去了，可經濟也一下子失去了活力。
所以在85年中央又提出了“軟著陸”，即通過數年的政策釋放來緩解經濟過熱以及通貨膨脹問題。現在看，經濟過熱問題是得到了緩解，但通貨膨脹卻不可避免。
今年前幾個月國內的CPI增長超過了5%，對於已經幾十年沒有經曆過物價大變動的國人來說，這樣的通貨膨脹速度已經超出了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
“物價上漲還是有好處的，大家不是都說嘛，“物價漲一半，工資翻一番’。”於華笑嘻嘻的說。
“要真那麼簡單就好了，通貨膨脹一起來，可不是想控製就能控製的住的，尤其是基本生活物資價格的上漲....劉振雲是燕大畢業，又在《農民日報》工作，說起經濟理論一套一套的，於華被他說了幾句就不嘻嘻了。
聊了一陣，劉振雲才歎了口氣說道：“朝陽，真羨慕你啊！”
劉振雲口中的“羨慕”，不單是指對創作才華，更主要的是對名利。上學時，大家對於這些事也沒什麼概念。
直到工作以後才明白林朝陽能在短短三兩年之內便紅遍中國是個什麼概念，最主要人家作品部部暢銷。如果現在要評選中國文壇首富的話，把林朝陽放在第二位，應該沒人敢說自己是第一。
劉振雲去年結了婚，妻子就是在燕大時的女朋友郭劍梅。
原本夫妻倆都上班，一個月收入加在一起快兩百塊錢，生活也還算滋潤。可今年女兒出生，劉振雲就感覺生活質量不如從前了。
說起家庭生活，劉振雲的臉上有疲憊，但同時也洋溢著幸福。
“你們兼職寫作收入已經算不錯了，既有工作，又有稿費。等那天作品出版，就能賺一大筆錢。”
劉振雲和於華現在都是以短篇寫作為主，中篇都沒寫幾部，自然談不上出版，二人都覺得這種事太遙遠了。“我不用出版，能像謨言那樣改編一下就行。”
謨言的《紅高粱》被林氏影業相中改編，一下子拿了三千多塊錢，於華得知後饞的哈喇子都快流出來了。林朝陽笑眯眯的對他說道：“你好好寫，以後肯定有機會改編。”
於華聞言備受鼓舞。
吃完飯，於華邀請劉振雲去看電影，劉振雲拒絕了，他還得回家帶孩子。等他離開，林朝陽拉著於華回到了小六部口胡同。
下車後，於華便一頭紮進了西院的作者之家。
年初林朝陽將杜峰錄像廳淘汰下來的兩台錄像機放到了西院，這錄像機立刻成為了李拓等人的香餑餑。他們到處淘換錄像帶，然後一堆人湊到西院放電影，還把每周六晚上定為了“電影之夜”。
一進屋，裡麵坐了七八個人。
於華便見李拓在鼓搗錄像機，他興致勃勃的問：“今天看什麼？”祝偉臉上的笑容很神秘，“好東西！”
於華聽完更好奇了，追著祝偉問，那邊李拓弄好了錄像機，說道：“《野草莓》，看過沒？”“沒看過，不過我聽說過。”
李拓點點頭，“英格瑪·伯格曼，你肯定聽過，那是大師級的人物。三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常客。這部《野草莓》是他的代表作之一，58年獲得過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比陳凱戈那部《孩子王》的銀熊獎還高一級。”
李拓前幾年的主要精力從轉移到了電影上，還輔佐妻子張暖心拍了兩部電影，因而對英格瑪·伯格曼這樣的世界級名導自然如數家珍。
聽著他的介紹，於華頓時肅然起敬，大師啊！神色間滿是期待。
說話的功夫，電視熒幕上開始出現畫麵，大家都安靜了下來。
這部《野草莓》的錄像帶已經被轉錄了多少手，畫麵變的有些模糊，還經常出現錄像帶破損後的閃亮條紋。而且錄像帶還沒有翻譯，大家並不知道裡麵的人物在說些什麼。
但這不妨礙大家的投入，他們恨不得把腦袋塞進電視裡去，腦洞大開的猜測著裡麵的情節。
也可能是因為無法完全理解電影的情節，反而使他們對這部電影產生了一種遙遠的崇拜，對裡麵的畫麵讚歎不絕。“拍的真好啊！”電影放完，於華意猶未儘的說道。
儘管並沒有完全看明白電影，但並不妨礙大家討論電影的熱情。聊了快二十分鐘，祝偉催促李拓接著放電影。
於華是從東四環的十裡堡來的、吳彬夫婦是從西北三環的雙榆樹來的...
大家都是從燕京的四麵八方來到小六部口胡同，當然不可能一晚上隻看一部電影，那也太虧了。熒幕再次閃動，一群人繼續沉浸在光影編織的世界中。
在於華他們這群人看電影的時候，在同一時間的東院，林朝陽正在奮筆疾書。
他這次回燕京要待半個月，打算利用這段時間把《寄生蟲》的劇本寫完，順便再給新書開個頭。自從結婚之後，林朝陽已經少有獨處的時候了。
這回老婆孩子都不在身邊，孤單是孤單了一點，但寫作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上來。
按照這個速度，他感覺自己再有三四天就能寫完《寄生蟲》的劇本，有種重回巔峰的快感。孤獨，果然是男人最好的夥伴！
晚上十點多，他終於從書桌前起身，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肩膀。
西院那裡隱隱傳來一陣歡聲笑語，也不知道又在搞什麼活動，動靜一直持續到十一點之後才停歇。次日一早，林朝陽正睡著就被敲門聲給叫醒了，開門一看是於華。
昨晚他們幾個人看完電影有幾個離家遠的沒走，就睡西院了，早上做了飯，想著叫林朝陽也吃點。
林朝陽洗漱過後來到西院吃飯，留宿這幾位裡於華和祝偉是他最熟的，吳彬、劉霞夫妻他是第一次見。吃著飯閒聊，大家聊起創作，祝偉詢問林朝陽最近的創作。
林朝陽說在寫《寄生蟲》的劇本，之後還要寫一部長篇，吳彬不禁好奇林朝陽為什麼能保持這麼旺盛的創作狀態。“與其想著怎麼保持旺盛的創作狀態，不如調整一下心態。
很多人把文學創作當成信筆塗鴉，靈感一到，筆翰如流，一氣嗬成，遂成千古名篇，實際上不過是自欺欺人。
它首先還是個技術活兒，就比如於華現在要寫短篇，可能幾天或者一兩個星期就完成了，不管故事還是語言都在他的掌控範圍之內。
但要是寫長篇，對他來說就是一個不小的考驗。
這種時候光靠靈感、光靠興趣是不夠的，不光要有熱愛，還要有跑馬拉鬆一樣的耐力和百折不撓的恒心。沉下心把它當成一項需要兢兢業業對待的工作，這樣的心態對創作者來說可能更有幫助。”
林朝陽的話帶了點說教的意味，但在場幾人並沒有任何不適，人家林朝陽有資格說這樣的話。至少在中國文壇，在林朝陽這個年紀的時候，還沒有人能達到與他並肩的創作產量和水平。他願意分享自己的創作心得，大家高興還來不及呢。
今天是周日，不用上課，也不用上班。
吃過飯，於華幾人在西院看電影、看書、侃大山，樂不思蜀，而林朝陽繼續回東院寫東西，花了四天時間，林朝陽將《寄生蟲》的劇本寫完之後，開始了新書的創作。
這樣半天上課、半天寫作，生活格外有規律。
又過了幾天，他接到了餘玉溪從山東高密打來的電話，她這段時間一直在高密跟組。“謝天謝地，朝陽老師您在燕京！”打通了電話，餘玉溪的語氣有些激動。
“出什麼事了？”林朝陽問。
餘玉溪這才說起她打電話的原因。
章藝謀拍《紅高粱》，乾的第一件事就是種高粱，他要還原謨言中那如火如荼的紅高粱。
剛開春他就拍了副導演楊鳳良去高密的孫家口，劇組花了四萬塊錢，跟當地的老百姓簽合同，讓他們種了100畝高粱地。章藝謀想的挺好，可他們這種隻管給錢，毫無約束的操作，注定要要吃虧。
他們委托種植的100畝高粱地，當地人撒上種子之後就沒怎麼管過。
等章藝謀雄心勃勃的去驗收高粱地的時候，卻發現那些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還不足一米，低的隻有幾作。葉子都打著卷，葉子莖上密布著一層蚜蟲。
照這麼發展下去，這些高粱根本無法達到拍戲的水平。紅高粱、紅高粱，沒了高粱，那還拍啥？
章藝謀急的一夜之間嗓子都啞了，想哭的心都有。
林朝陽聽完餘玉溪的彙報，一下子抓住了問題的關鍵，“現在找點農業專家給出出主意，還能補救嗎？”
餘玉溪語氣不確定的說道：“我們也不知道，找了當地農技站的同誌，他們說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撒化肥、打藥，還得精細化管理。可我們..”
林朝陽立刻明白了她語氣中的猶豫的來源，劇組都是外地人，根本不可能指使得動當地人。“我知道了，這件事我給你們想辦法吧。”
掛斷了電話後，林朝陽想了想，這點小事他肯定不能往大了找關係。
於是他先給王濛打了個電話，讓他幫忙聯係一下山東文協的一把手馮德英，然後再通過馮德英聯係到了高密縣的同誌。
說明了《紅高粱》劇組現在麵對的情況，請縣裡的同誌施以援手。
完成。”
”我明白，我明白。朝陽同誌請放心，?《紅高粱》是一次對我們高密縣難得的宣傳，我們一定把這件事當成一件政治任務來聽到縣委同誌的保證，林朝陽心中鬆了口氣，?“政治任務”這四個字不是隨便說出口的
他連聲道謝過後，又給劇組去了電話，讓餘玉溪和章藝謀聯係縣委的同誌。
過了大半天，章藝謀再次打來電話。
說縣委的同誌專門把她和章藝謀請到縣裡開了個會，表態要把管理高粱的事當成政治任務來抓。不僅特批了5噸化肥，還專門把孫家口的鄉領導召到縣裡耳提麵命了一番。
“朝陽老師，真是給您添麻煩了，這件事我沒做好。”解決了大麻煩，章藝謀心中高興的同時又有些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