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臣微微一震，他原本自忖絕對不會像解試那樣，進退失措，發揮失常，可此時居然再度緊張起來，趕忙調整呼吸。
歐陽修也覺得一股壓力莫名地籠罩心頭，深吸一口氣，眼神裡則露出鋒芒，反倒湧起濃濃的鬥誌。
狄進已經看向題目。
進士科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論語》十帖，對《春秋》《禮記》墨義十條。
範圍擴大，難度飆升。
以經義為例，解試的經義大部分是送分題，隻有兩三題比較困難，用以區分考生的水平，但到了省試，冷門的經義就頻頻出現，甚至占了大半。
這些經義想要完美的答出，已經不是熟記硬背能夠搞定，需要考生融會貫通。
更彆提還有五道策，還有最重要的詩賦，破題答題的難度都大漲。
狄進在解試答出了無可挑剔的滿分試卷，但到了省試裡，就不可能實現了，必須要將精力分配，有所取舍。
所以連片刻遲疑都沒有，他就將詩賦放在第一，經義放在第二，策論排到最後。
這似乎不太對，後麵包括範仲淹在內的很多大儒都認為，詩賦是無病呻吟，清談空洞，策論才能看出一個學子真正的水平，展現才華該琢磨策論才是。
但狄進很清楚，詩賦可以清談，空洞無物，策論也是可以清談，空洞無物的……
參加科舉的考生，大部分都是沒什麼社會閱曆的年輕人，或者考了小半輩子的中年人，埋首案牘，讓這些人寫策論，要麼就是模仿先人的成功之作，要麼就是眼高手低的泛泛之談。
實際例子嘛，可以參考後世一道題目，如何解決退休人員再就業難，出題人也不想想，需要削尖腦袋往裡麵擠的人，真能切合實際地回答出這種問題來？已經擠進去的都答不出來……
同樣的道理，古代科舉優先詩賦，確實有其曆史局限性，但真要以為全靠策論，就能看出考生的才華，那同樣是想當然。
科舉考試本來就是以評測考生的知識儲備和智力為優先的，官場磨礪和社會毒打自然是到做官時候來經曆，兩者不能顛倒。
所以狄進看了一遍策論的題目，腦海中構思好大致的思路，就將主要精力放在詩賦和經義上麵。
經義代表基本功，能夠提升考官的好感度，詩賦更是重中之重，讓考官對自己青睞有加。
有了重點後，這段時間研究主考官風格的用處就發揮出來了。
根據狄進的分析，作為西昆體的開創者之一，劉筠近幾年來似乎也意識到，這種文風越來越朝華而不實的路上前行，正在尋求突破與改變，一味跟風的西昆體已經入不得對方法眼了。
實際上對於其他考官來說也一樣，文筆和觀點，總要有讓人眼前一亮的地方，才能脫穎而出。
畢竟省試的考生，都是從地方上千軍萬馬殺出來的成功者，差距已經大大縮小，而省試的考官，比起各州的考官數目要多，但試卷也更多，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先聲奪人的路子絕對好使。
這其實也是後來太學體為什麼會大行其道。
太學體可太新奇了，怎麼古怪怎麼來，怎麼生僻怎麼來，最初考官一看，哎呦，這個沒瞧過，一股清流啊！錄了！然後全是“清流”湧了過來……
所以太學體的名聲比起西昆體更差，被淘汰後連作品都沒留下來。
狄進其實也考慮過，是否要采納太學體的特點，權衡利弊後，還是放棄。
劉筠固然求變，但上了年紀的人，某種固執是改不掉的，不能自作聰明，反倒踏入雷區。
同樣的，劉筠不是那種一味清談的文人，他每每的批注都是言之有物，自然也喜歡言之有物的文人。
不僅是這位知貢舉，還有四位同知貢舉，這些都是全國精英，閱曆豐富，天南地北，火眼金睛，絕不好糊弄。
如鼎鼎大名的科舉故事，蘇軾在科舉考試裡杜撰典故，結果主考官歐陽修怎麼都想不明白出自哪部古籍，還去請教，這才知道是蘇軾杜撰的，反倒予以誇讚，這種聽聽就行。
絕大多數情況下，文章中誇大其詞，會給考官留下極其糟糕的惡感，偏偏士子自忖才高八鬥，寫到最酣暢淋漓的關頭，極容易犯這樣的錯誤，必須壓抑住這種衝動。
綜上所述，既要新奇特彆，於現有的西昆體上彆出機杼，但又不能創新太過，引發年邁大儒的惡感，同時得言之有物，分寸拿捏，恰到好處。
這就難怪許多人即便研究了考官的喜好，還是難以滿足對方的喜好，入得眼緣了，確實困難……
狄進則成竹在胸，按照這個擬定好的思路，把題目審完後，基本就知道該如何答題了，從容不迫地提筆。
彆說下意識觀察這位對手的王堯臣，就連歐陽修都不自覺地被其吸引，不是小隔間的考場，就是這點不好，壓力都是互通的。
而即便驕傲如歐陽大才子，都不得不承認，這位國子監解元，在考場上的氣勢，好生可怕！
他勉強收回目光，深吸一口氣，也提起筆來。
哼！
就不信，自己的才氣會比彆人差！
答卷便是，看榜論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