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寒道：
“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這是本篇反複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前朝東漢末期，皇帝大權落入外戚、宦宮之手導致衰亡的曆史，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外戚就是皇帝的母家和妻家的親戚，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前朝東漢初期，為了防止他們乾政，對他們的控製比較嚴格。但到了中葉以後，皇帝多是幼年繼位，由母後臨朝稱製。外戚把持朝政，皇帝成為他們手中的傀儡。皇帝為了擺脫外戚勢力的控製，隻好依靠身邊的宦官，鏟除外戚勢力，結果大權又落入宦官手中。無論是外戚或宦官，他們都飛揚跋扈，胡作非為，任人唯親，打擊異己，賣官鬻爵，搜刮民財，造成政治的極端黑暗和腐敗。
從順帝經衝帝、質帝到桓帝的二十餘年間，粱商、粱冀父子相繼掌權，外戚勢力發展到了頂峰。梁冀凶殘貪暴，驕橫跋扈。有一次，九歲的質帝開玩笑地稱呼他為“跋扈將軍”，他便將質帝毒死，另立他十五歲的妹夫劉誌為帝，是為桓帝。朝廷大事都由他獨斷，甚至連皇帝也不得乾預，百宮更不敢違背他的意誌辦事。梁冀公開貪汙受賄，搜刮財富，敲詐勒索，廣求珍寶，窮奢極欲。後來，梁冀的兩個妹妹皇太後和皇後相繼死去，他失去了靠山。這時，早已對他心懷不滿的桓帝同幾個宦官合謀，消滅了粱氏勢力。
前朝粱氏勢力被消滅後，朝權又轉移到宦宮手裡。幫助桓帝誅滅梁氏的宦官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五人，同日封侯，還有一些小宦官也被加官晉爵。這些人也同樣是一群貪婪殘暴的吸血鬼，他們競相修建華麗的第宅，又派姻親宰州臨郡，任意勒索民財。單超等五個宦官和他們的親屬“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人民痛恨地稱呼他們為“左回天”、“徐臥虎”。“具獨坐”、“唐兩墮”等。在他們的統治下，東漢政治烏煙瘴氣，黑暗混亂。
就這樣，東漢朝政在外戚和宦官手中不斷轉換。伴隨這種惡性循環的不斷發展，東漢王朝也逐步走向衰亡。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
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
王即齋七日，北麵再拜而問之。
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仁聖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尋。盈則藏，藏則複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唱，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讓。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其意思為：
文王問太公道：“怎樣才能保衛國家呢？”
太公說：“請您先行齋戒，然後我再告訴您關於天地之間運行的規律，四季萬物生長的原由，聖賢的治國道理，民心轉變的根源。”
文王於是齋戒七天，以弟子禮再度拜問太公。
太公說：“天有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眾，民眾由聖賢治理。春天的規律是滋生，萬物都欣欣向榮；夏天的規律是成長，萬物都繁榮茂盛；秋天的規律是收獲，萬物都飽滿成熟；冬天的規律是貯藏，萬物都潛藏不動。萬物成熟就應收藏，攸藏之後則又重新滋生。如此周而複始、循環往複，既無終點，也無起點。聖人參照效法這一自然規律，作為治理天下的普遍原則。所以天下大治時，仁人聖君就隱而不露；天下動亂之時，仁人聖君就奮起撥亂反正，建功立業。這是必然的規律。聖人處於天地之間，他的地位作用的確重大。他遵循常理治理天下，使民眾安定。民心不定，是動亂發生的契機。一同出現這種契機，天下權力之爭奪得失也必然隨之而起。這時聖人就秘密地發展自己的力量，待到時機成熟就公開進行討伐。首先倡導除暴安民，天下必然群起響應。當變亂平息一切已恢複正常時，既不要進而爭功，也無需退而讓位。這樣守國，就可以與天地共存，與日月同光了。”
蕭寒說：本篇首先闡明應根據萬物生長的規律來治理民眾。接著論述了在天下動蕩時，應采取“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的策略，這樣就會“天下和之”，奪取天下。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
文王曰：“願聞其道。”
太公曰：“夫六賊者：
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俱樂者，傷王之德；
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曆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
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
四曰，士有抗誌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
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
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者，傷庶人之業。
七害者：
一曰，無智略權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幸於外，王者慎勿使為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