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
太學之名始於西周,卻建於漢武帝元朔五年。
當時漢武帝劉徹為了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在長安設立了太學。
後來王莽篡漢,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於雒陽,於是太學也就遷到了雒陽東南的開陽門外。
不同於西漢,東漢更加注重太學的建設。
在漢順帝永建元年,便對太學進行了重修擴建,費一年時間,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
從此之後,太學所招學生稱之為太學生。
在質帝時期,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
也由此,太學達到了古代教育史的頂峰。
在東漢後期,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評人物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評的風氣,當時稱為“清議”。
太學成為清議的中心。
“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也能體現出黑暗政治勢力因太學生的議政運動,被迫有所收斂。
當時郡國學的諸生,也與太學清議相呼應,形成了更廣泛的輿論力量。
可以說,太學生與黨人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更準確地說,太學生是黨人的重要力量和後備生源。
往往那批最為進步的太學生,便是黨人。
劉表之所以能夠被眾人所熟知,就是因為他在太學中聲名遠揚。
而袁紹文會所出現的今文經學派士人,幾乎有八成都是曾經或者現在的太學生。
而對於如何和宦官作對,太學生可是手拿把掐。
早在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因打擊橫行州郡的宦官勢力被治罪,罰往左校服勞役。
“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指責宦官集團的罪惡,讚揚朱穆出以憂國之心,誌在肅清奸惡的立場,表示願意代替朱穆服刑勞作。
於是漢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
漢桓帝延熹五年(162),一向“惡絕宦官,不與交通”的議郎皇甫規在論功當封時拒絕賄賂當權宦官,受到誣陷,也以嚴刑治罪,“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又發起集會,“詣闕訟之”,使皇甫規得到赦免。
甚至在兩年前,熹平元年。
因朱雀闕出現匿名書,指斥宦官專權,主持清查的官員四處逐捕,收係太學生竟多至千餘人。
這是什麼概念?
這就相當於把上訪信編成了一本書,在中南海門口發放一樣離譜。
隻有這批太學生想不到的,沒有這批太學生不敢乾的。
而此時的太學內,卻是熱鬨非凡。
“王兄,王兄。”一位士人跌跌撞撞地跑進學舍,臉上帶著幾分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