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
太學之名始於西周，卻建於漢武帝元朔五年。
當時漢武帝劉徹為了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在長安設立了太學。
後來王莽篡漢，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於雒陽，於是太學也就遷到了雒陽東南的開陽門外。
不同於西漢，東漢更加注重太學的建設。
在漢順帝永建元年，便對太學進行了重修擴建，費一年時間，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
從此之後，太學所招學生稱之為太學生。
在質帝時期，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
也由此，太學達到了古代教育史的頂峰。
在東漢後期，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評人物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評的風氣，當時稱為“清議”。
太學成為清議的中心。
“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也能體現出黑暗政治勢力因太學生的議政運動，被迫有所收斂。
當時郡國學的諸生，也與太學清議相呼應，形成了更廣泛的輿論力量。
可以說，太學生與黨人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更準確地說，太學生是黨人的重要力量和後備生源。
往往那批最為進步的太學生，便是黨人。
劉表之所以能夠被眾人所熟知，就是因為他在太學中聲名遠揚。
而袁紹文會所出現的今文經學派士人，幾乎有八成都是曾經或者現在的太學生。
而對於如何和宦官作對，太學生可是手拿把掐。
早在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因打擊橫行州郡的宦官勢力被治罪，罰往左校服勞役。
“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指責宦官集團的罪惡，讚揚朱穆出以憂國之心，誌在肅清奸惡的立場，表示願意代替朱穆服刑勞作。
於是漢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
漢桓帝延熹五年（162），一向“惡絕宦官，不與交通”的議郎皇甫規在論功當封時拒絕賄賂當權宦官，受到誣陷，也以嚴刑治罪，“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又發起集會，“詣闕訟之”，使皇甫規得到赦免。
甚至在兩年前，熹平元年。
因朱雀闕出現匿名書，指斥宦官專權，主持清查的官員四處逐捕，收係太學生竟多至千餘人。
這是什麼概念？
這就相當於把上訪信編成了一本書，在中南海門口發放一樣離譜。
隻有這批太學生想不到的，沒有這批太學生不敢乾的。
而此時的太學內，卻是熱鬨非凡。
“王兄，王兄。”一位士人跌跌撞撞地跑進學舍，臉上帶著幾分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