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你批評我，要愛張羅，能改變。我覺得你說的很有道理，嘗試改變自己去做到這兩點。當然不是虛偽而勢利的有溫度，隻靠拿嘴去張羅，隻靠拿嘴去改變自己。懂我的你肯定知道我說的是誰。”
因為我爸重用的那些管家，公司已經不是二十年前那麼繁榮。帕西瓦爾財團現在進入了一個“大型組織中晚期”化的狀態，大型企業對內多於對外，規則多於創意，人際關係多於團隊協作。
而那些印度人恰好是最適應這個狀態的。
想想我們過去看到的大學中印度裔人同學的特點：善於彙報，善於表現，善於拉幫結派，善於任用鄉裡。可問題是從沒聽說這些人有善於獨創，開辟，願景，引領，思想的。和曆史上那些偉大企業家比一比，這真是布列塔尼的悲哀。
說白了，就是大企業病，印度人就是這個病灶上最容易滋生的那種自我玩命繁殖、充分吸收機體營養，卻絕不可能對機體產生任何建設性貢獻，甚至對機體死活完全無感情的那種癌症細胞。
要放在你們中國或者我們法蘭西曆史上，就類似於諸如貴族，皇親，宦官那一類人。
最後雷頓以憂鬱的口吻這樣寫道，也可能是我讀書多而食古不化吧，這幾年看到潘德拉現狀，總是聯想到古羅馬的帝國化，想到那個度過盧比孔河瞬間，想到前後三巨頭與埃及，想到羅馬帝國公民兵的軍閥化；自然也就聯想到東西羅馬的軍事傭兵化，想到西羅馬亡於外籍傭兵，想到拜占庭的宮廷外籍職業經理人，想到威尼斯與熱那亞對君士坦丁堡的所作所為。
直到1453那個絕望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與絕望的金角灣。
“也許這確實是異想天開，自以為聰明的囈語。靜怡你就聽我講了一個笑話算了。”
最後，雷頓以這樣的口吻結束了電子郵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