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係裡鬨得沸沸揚揚的，總能聽到些。”
“您怎麼看？”
“我坐著看。”
“......”
“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已的選擇，隻要不違法違紀，違背公序良俗，外人能做的，也就剩尊重了。”
“嘿嘿，您境界真高。”
“這和境界無關，和心態有關。前幾天發給你的郵件看了？”
李樂想起費先生那幾筆點評，點點頭，“老爺子咋有閒心看我的作業啊？”
“你在學校外麵，學校裡麵有些行政事務，占用了幾天，就把你的東西發給老師，讓他幫忙批改一下。正好，老師也想看看你學業進度。怎麼樣，難受吧？”
“怎麼叫難受呢？那叫相當難受，老爺子算是和森內特教授一個門派的吧，K人話怎麼能一個味道，幾個字就把讓你說的如坐針氈，如芒刺背，我都覺得自已這幾年白學了。”
“嗬嗬，他們都是LSG的，當年從馬林諾夫斯基串那傳下來的風格，習慣就好。”
“對了，讓你讀的那篇關於農民工和城市發展之間相互關係的文章，你寫了讀後麼？”
“寫了，在最後那幾頁就是。”
“行，拿紙拿筆，講課了。”
“哦，”
一人桌頭，一人桌尾，一杯茶水，從熱到溫，從溫到涼，李樂顧不上喝一口，惠慶也不需要，就那麼1V1的開始了輔導。
“回到這篇關於把農民工稱為新工人階層的文章上來。你怎麼看的？”惠慶問道。
李樂指了指，“敘述社會問題的時候是挺平實，因為用的是直觀的生活化語言，但是真到總結問題的時候，就跳到一些很空大的詞彙上，如‘資本”、‘社會’，但同時完全不對這些大詞所指代的東西做明晰的交代。呼籲雖然發自同情打工者艱難處境的真心，但是卻不指向任何行動力的。”
“用高高在上的腔調，忽而說人迷失，忽而又鼓吹斷裂，時不時還對站的好好的工友們說，你們應該崛起。”
“你不喜歡這篇文章？”
李樂笑了笑，反問道，“作者介紹自已在國內讀的社會學專業，然後去的醜國讀的所謂的發展社會學，可要是您，您看了這篇文章之後，您會收他做學生麼？”
“大概率不會。”惠慶搖搖頭，“所以，你用矯情而荒謬，庸俗經驗主義的報告文學來對這篇文章下的結論？”
“是，這大幾萬字，如果當做學術論文還是算了吧。”
“對於下層普通勞動者的生活作為田野調查的案例，僅僅呈現是不夠的，如果對於聽到的故事和自已的介入沒有反思，寫出來就容易淪為專場故事會和呼喚明君。但是，我覺得，作者其實未必不自覺，字裡行間，對集體的排斥還有對個人進步的推崇其實已經很明顯了。”
“還有呢？”惠慶繼續道。
“這文章若是當學術論文，那隻能說明作者的學術訓練是不夠的，甚至沒有研究題目和訪談結構。”李樂回道。
“然後從訪談材料中提煉出很多小組合拚成大組合。無預設和拚圖帶來的後果隻是依靠經驗材料的零碎、難以集中。講子女教育，講性彆意識和婚姻問題種種，蜻蜓點水一般帶過，也沒有試圖在提煉出的這些小組合和文章主題間建立一些關聯。”
“對於農村部分的討論，雖然說到了，土地拋荒，農業凋敝，留守兒童，但是最讓我感到反感的，是宣稱農村回不去了？這是一種帶有隱晦的無端指責。”
“文章止於對某些老板的控訴，事實上，走的是通過訴苦取得道德優勢的策略。
“看似說所謂的‘新工人階層’，其實還是講的是農村問題，和城市並沒有多大關聯。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的問題，就沒有城市這群龐大的所謂的新工人。看到農民工生活生存的艱難了，但不是回頭去深究背後的原因，城市和鄉村的經濟文化結構的變遷，而是通過命名一個新名詞，想把問題解決掉。農村經濟和農村的發展關係到國家的前途。但這句話背後含義，在於我們需要想象一個什麼樣的經濟文化生活社會組織模式。”
惠慶聽完，想了想了，點點手中的幾張紙，“如果，你來做這個題目呢？”
李樂砸吧砸吧嘴，“我現在能想到的，就是三個方麵。”
“第一，慎用理論名詞。用多了會造成困擾。就像這書裡提到的什麼主體意識、臆化，等等。有些名詞其實就是越軌社會學理論的詞語轉換了一下語調，除了帶有某種低級的胡編亂造，沒什麼積極意義。”
“第二，還是要回到田野調查。調查儘可能專題化。因為那種公眾一無所知、需要做全景式描述的群體，並不是很多。就如在勸學生用功上進的時候說‘你要不好好學習將來就會變成你媽那樣’的勞動價值觀的培養，農民工子女形成人生目標的過程，這些就已經是很有價值。”
“第三，就是重視定量和紮實的數據。社會組織做調查，雖然往往偏重定性的調查方法，讓研究對象主動站出來說話，要寫這些人是怎麼想的，以便更好地理解這些人的觀念。但專業的、有技巧的調查報告，則不是單靠訪談材料的拚湊，而是要把這些人的想法以及想法形成的過程，放置於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社群關係當中。定量的數據和一些材料，像地方的政策、產業結構、經濟發展狀況，能夠幫助決策者更好地理解調查群體。”
李樂說的挺清晰，可越往後說，越覺得不對勁，尤其看到惠慶那“再說點兒，愛說你就多說點兒”的表情時，一股不好的預感忽然襲來，心中忽然響起警報，“前方有坑，注意避讓！！”
於是忙說道，“就這麼多，沒呢，”
說完，頭一低。
“說的不錯。”
“老師栽培。”
“李樂啊？”
“啊？”
“你的畢業論文有方向了麼？”
“有啊，還是網絡社會學方麵的。”
“那，有點偷懶了啊。”
“水平不高，能力有限。”
“費老師的意思，你年輕，有精力、有乾勁、又很聰明，眼下也取得了一定成績，很有希望。”
“不敢，我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在專業上，我頂多算剛起步，嗬嗬嗬。”
“彆謙虛。”惠慶擺擺手，“費老師以前和我們聊，我們國家和西方國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我們是原住民國家，而農村是長期支撐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這這片土地上，學習社會學的，一定要了解農村，農業和農民。”
“我們大部分來自城市，即使有農村來的學生，因為一直忙於求學，對農村實際上也知之甚少，而僅僅依靠市場上流通的書籍、媒體所報道的中國農村調查並不能完全反映農村的真實麵貌。”
“必須自已走下去，不帶任何偏見地走下去，這樣他們才能看到農村的真實麵貌，它是實實在在的，有很大進步，但也存在很多問題的農村，我們國家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最根本的是農村的農民問題。農村農民農業，是我們最大的國情。而農村缺位的社會學，是不完整的，理論研究上，鄉村嚴重缺位，是一種退步。”
“如今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有一些人，既不是出生於農村，也沒有在農村生活過，深入調研過，學習過，然後就對我們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發表種種觀點建議言論甚至是批評，其實隻不過又一個坐在辦公室裡臆想的專家而已。李樂，你覺得呢？”
李樂眨麼眨麼眼，“對！”
“那，有沒有興趣，把你的畢業論文，和農村聯係一下？去廣闊的農村走一走，看一看？成為一個接地氣的書生？”
聽到“接地氣的書生”幾個字，李樂忽然想起上次陪費老師考察時，在路上聊得話題。
不是吧，那時候，老爺子就給劃好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