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人與尋常人不同，野人居於城外，輿人征收農稅不易，家臣辦公於室內，而輿人奔走於曝夏寒冬；家臣簽發緝拿令於堂上，而輿人要拿作奸犯科之人於搏鬥之中，於藏身之所。輿人辛勞如此，仿佛太傅之足，足如不能善養，太傅如何能夠致遠？”
公子卬承認基層的輿人很重要，但——
“足下所言有誤。卬已經免去野人今年的農稅，輿人每年的辛勞，大多在於收稅，今稅收已免，隻要端坐城內，如何也算不上辛勞吧？”
輿人道：“農稅今雖免，來年還有。”
公子卬道：“來年也未必有了。”
輿人大驚失色：“不收農稅？太傅可知自己在說什麼？”
“有請章愷！”
公子卬把農業專家章愷請來，後者與輿人對坐，仿佛是對簿公堂。停收農稅是章愷的主意，公子卬讓兩個人辯論，真理越辯越明晰，不是嗎？章愷是農業專家，農稅是挫敗農民積極性的罪魁禍首，也是章愷的死敵；而輿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農稅，少了農稅，自己就要失業了。
公子卬在莊遙的影響下，已經有了道家無可無不可的境界，兩人誰辯贏了，他就聽誰的。反正在未來人看來，曆朝曆代都收農稅，收稅也算不上不好；但現代人不僅不收取農稅，還給予農業補貼，且f城事情後，經濟學家都說農稅是個毒瘤。此外，早在宋朝，蘇軾就在《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上文侍中論榷鹽書》等奏疏上闡明農稅的害處。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辯論開始。
輿人首先重彈老調，說少了農稅，官府就沒有錢糧，難以為繼。
章愷道：“長丘有田地將近十萬畝（相當於現代的三萬畝），照理來說，官府應該每年有三千石的收入。可每年的農稅進項，僅僅是這個數字的二十分之一，何也？”
輿人以為章愷是不下基層的肉食者，鄙夷道：“敢教足下知曉。征稅的輿人和隧正須官府供養，農稅收上來首先要分與輿人、隧正之口俸，此其一也；糧食在運輸的途中有損耗，此其二也；糧食存儲，須有輿人專員防盜、捕鼠、防火、修繕糧倉，這些人也食祿，此其三也。僅僅其一、其三，征稅成本高達一二成。
官府每得到一石粟，野人供養須以十石。”
農民上繳十石小米，政府僅得一石。難怪在周室閱儘典藏的老子主張小國寡民。長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中央集權的清朝時候，從小縣城收的稅賦，經過層層官僚的手裡，抵達國庫，二十存一。
在tg取消農稅以前，農民伯伯七塊錢的賦稅到guoku隻剩下一塊。隨著gq關係的僵化，征管成本節節攀升，甚至出現了成本稅s倒掛的現象。
f城甚至征稅成本大於稅收所得，釀出了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