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愷辯論的策略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很好，足下很清晰地闡述了農稅最大的弊端——征收成本高昂。在這裡我引入一個新概念，那就是征管成本，這種成本就是國人野人所付出的與官府所收到的之間的差額，差額越小，征管成本越小，對官府而言越有利，”章愷說到這裡，用眼神請示了一下公子卬，因為征管成本的概念是公子卬和他談話的時候提到過的。章愷越來越覺得這個概念的精妙。
公子卬點了點頭。事實上這個概念也不是他本人發明的，而是在上研究生政治課的時候，老師教給他的，征管成本濫觴於《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
章愷認為，一切賦稅的征收，須設法使庶人付出的，儘可能等於官府的收入。農稅的征收需要大量輿人在大範圍內、錙銖必較地征收，征管成本太高，不但耗費大量的薪俸，還要苛索窮人；征收農稅妨礙了農業熱情，使得作物減產。
過高的征管成本導致越是征稅，越是增加征稅成本，不但官府收不上錢，庶人也會民變。公子卬不得不聯想到這一愚型的集大成者，崇禎。
章愷指出：“好的稅收，應該是容易征收的稅目，征管成本低，這樣的稅目往往收之於富人，而非窮人。因為前者的財富更集中，且對社會的安定、物產的生產影響沒有後者大。
愷建議，以後長丘不收農稅，公田交給八戶野人自己處理，或是平分，或是贖買……”
“萬萬不可啊！”輿人急切地反對：“若是不征收農稅，拿什麼養兵養士，拿什麼上貢給都城的宋公？”
“愷有一計，可廢除農稅，使糧食的稅收不再從農稅中收取，改為通過關賦、市賦等商稅中抽取。”
輿人反對道：“不可，如今之製，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關賦就是關稅，市賦就是市場稅，一個稅率百分之一，一個稅率百分之二，共同組成了春秋商業稅的根本。
“布，列肆之稅也。緫布，無肆立持者之稅也……”市場稅還分為布賦和緫布賦，前者是對有門店的商賈抽取的，後者則是對沒有固定店鋪的交易抽取的。
“如果一個野人跑到城裡賣糧，官府先抽取一次關稅，百分之一；把餘糧賣給糧商，官府抽取一次緫布賦，稅率百分之二；糧商把糧食賣給貴人，官府抽取布賦，也是百分之二。
總體核算下來，野人販賣糧食的過程，官府實際上是隻抽取了百分之五的稅率，如此之低的稅率，如何養得起兵？”
“養得起的，且聽愷與你仔細計算。
一個十口之家，辛辛苦苦種植一百畝田地（今三十二畝），每季產出刨除種子，隻有二十五石，家裡十張嘴，還要納農稅，一年下來一粒粟米都不剩下。
你看到野人手裡的農具了嗎？都是石頭做的，石器翻土掘地能有什麼效率？正是工具的破敗才限製一家十口隻能伺候這麼點巴掌大的耕地，還伺候不好！野人是不知道青銅農具好用而不買麼？非也，因為農稅過重，無餘糧可賣，負擔不起青銅農具的價格罷了。”
用石器耕作的農田，產量相當不堪，既不能深耕，也填不整土地，地裡的縫隙常常過大而致使作物罹受凍害。若改換工具，進化到青銅農具、鐵器農具，那畝產和每戶能照看的田壟麵積，就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