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璁，字秉用，號羅峰，後為避禦諱，世宗賜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人，祖籍福建莆田，中期重臣，“大禮議”事件中重要人物。在世宗初年，三度位居首輔，史稱“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孚敬雲”，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病逝後獲贈為太師，諡文忠。
張璁，少好經學，博學多才，十三歲作《題族兄便麵》詩雲：“有個臥龍人，平生尚高潔，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動時生清風，靜時懸明月，清風明月隻在動靜間，肯使天下蒼生苦炎熱。”並對《三禮》造詣頗深，但七次進京科，均名落孫山，後在溫州羅峰學院聚徒講學。朱厚熜即帝位，張璁於奉天殿補行殿試，中二甲進士，觀政禮部，從此進入仕途，時年四十七歲。
世宗登基後，內閣首輔楊廷和等朝中大臣，要求世宗改稱其伯父孝宗為父，伯母為母，而變其親生父親興獻王為叔父，生母為叔母。對於這一不近人情的主張，世宗認為這是割裂親情、違悖常理的事，予以嚴詞拒絕，並以退位來表示自己的決心，以此引發了大禮議之爭。觀政進士張璁上疏表示異議：“朝議說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的事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的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複顧其私親之說耳。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
張璁指出：漢哀帝、宋英宗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嗣，養於宮中，嘗為人後。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臣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世宗得張璁疏，說：“有此論，我們父子的關係可以保全了。”張璁以大禮議未定，複上疏進《大禮或問》，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看後說：“張璁的說法，如同聖人，不會改變。”展示了以人為本的政治理想，從而受得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在嘉靖時期，社會最突出的衝突之一是貧富不均的加劇，皇宮、王府及勳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謂之莊田，權貴豪強和地方惡棍，妄指民田為官田，以之進奉王府、勳戚，結交權貴而謀私利。土地兼並的嚴重致使，大批喪失土地的農民背鄉離井而為流民。武宗時全國流民已達600餘萬，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農民暴動接踵而起，基於此，張璁進行一係列政治、製度方麵的改革，社會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抑製土地兼並的進一步惡化，把農民穩定在土地上。
在當時，土地兼並最為激烈、數量最大的是皇宮、王府、勳戚等所占有的莊田，仁宗建立皇莊，到武宗時已增至200多處，僅畿內皇莊就占地37594頃。藩王、勳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請和強占民田，莊田有332處，占地33000餘頃。“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為甚”，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額田減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這就是說，賦田約減少了427萬頃，世宗即位後，為革此弊政，穩定社會秩序，曾兩次清理京畿莊田，而宦戚輩中撓，世宗猶豫，收效甚微。
張璁入閣後堅決清理莊田，並由畿輔擴大到各省，由莊田兼及僧寺產業，查勘京畿勳戚莊田528處，計57400餘頃，其中26000餘頃分彆還給業主等。撤回管莊軍校，嚴定禁革事例，不許再侵占或投獻民田，違者問罪充軍，勳戚大臣亦參究定罪。這樣相對地緩和及消除土地兼並的衝突和百年積弊，使社會秩序趨向穩定，為明王朝統治的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