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與地方的稅賦分成怎麼製定，這實際上還牽扯到了一個蛋糕有多大的問題。六寸的小蛋糕和十六寸的大蛋糕，同樣是一半一半，那重量能一樣嗎？
趙構打算把攤派的錢糧變成光明正大的正稅，給之定下章程，這本身就做大了蛋糕。
要是精心的算一算就能知道，照趙構的法子來治理天下，隻一縣之地就需要有品官員三四十人，下屬胥吏更多達數百人，較之往日之官吏數目可高出十倍來。
那所需俸祿自也當如此。
要知道，趙宋是高薪養官，地方官員如大縣縣令每月俸錢為20貫，小縣縣令12貫，且每月還有祿粟五至三石，地方官員還配有職田。而除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喂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夥食費等，數量與具體官職掛鉤。
通通折算成製錢的話，可以說大小縣令，每個月隻正當收益便不下三五十貫錢，縣尉、縣丞、主薄等也能有個十幾貫到二十貫之間，底下的胥吏，就是俸祿再低，也要有五六貫錢財吧？要知道就是尋常城池中為鄉鄰紡緝、漧濯、縫補、炊爨、掃除的雜役，也能日獲數十百錢。
張耒的詩《感春》中更是寫道：“山民為生最易足，一身生計資山木。負薪人市得百錢，歸守妻兒蒸鬥粟。”
砍柴做工的都能有一天百十錢，那一個月就有四貫（北宋以七百七十陌為一貫）。
胥吏就是地位再低，那也是朝廷的人，何況現在官吏一體，胥吏的地位也不低了。你明麵上至少也要有五六貫才是啊？
如此，一縣之官吏，趙構叫之儘數折錢，僅是俸祿月耗便不下五千貫，及至公署衙門所耗，一縣之地十萬貫都是往少裡說的。
這個數字一被報紙給公開道出來，跟往日裡宋室一縣所需錢糧做個對比，可不就惹得整座汴梁城都沸反盈天了？
趙構也不著急，自己依舊窩在‘家裡’審閱著試卷，想找一找裡麵會不會有滄海遺珠。
而‘朝堂’和市井之間卻已經為稅賦分成吵得不可開交。
本來那矛頭都是指向趙構的新政的，但發酵了數日之後，新出的報紙上刊登來一連串數據詳實的雜派費稅，比如各路轉運司有“拋樁明耗”，各州縣有“暗樁暗耗”，各倉庫受納時，又令百姓輸“頭子錢，等等。如此雜派彙總計算，那一縣之地要耗費十萬錢糧，似乎這數字也不那麼巨大了。
當下便就有無數張口去咒罵地方官貪腐，可有叫罵的就有喊冤的。地方官又何嘗不知道苛刻太甚有礙民生，但他們手中沒錢，錢糧都被上頭收取，他們可不就隻能想方設法的從百姓身上撈取錢糧了？
這涉及到了一個地方經費不足，一個中央財政持續擠壓造成地方財政經常不足的問題。這話題一轉，就又回到中央地方稅賦分成的問題上了。
究竟地方稅賦要上交中央對少，地方上自己又要留多少，整個汴梁城喧嘩一片，至今也沒得出個確切的結論來。
“唉，百姓多艱啊。燕王前著才廢除許多的科稅，收攬人心，現在又要將雜派變正稅，新瓶裝舊酒也，也就是偏一偏那些無知草民罷了。”
汴梁城中，依舊賓客如雲的樊樓上，作為趙桓特使，前來汴梁的王雲端著酒盞還沒喝上幾口，人似乎就已經有些暈乎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