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打聽那些老作家們，聽說他們不斷的向外放出消息，要‘歸來’了，我想啊歸來吧歸來吧，文學正需要你們的餘暉，我又聽說，那些受到過打壓的作家們，也仍然在努力的創作小說，在牛棚裡麵，在農場裡麵，他們是‘重放的鮮花’，連他們也離不開文學！文學是不會死的。”
“創刊後，又有幾次風波，大家都以為不行了，最大的兩次是沒有出版號和要求我們管好自己，守住陣線——就是不讓亂發小說嘛……後來我們都扳贏了，大家都以為是我有功，外麵也這麼傳，我今天悄悄的告訴你，餘切……”
王世民掐滅煙頭，重重的說，“其實我從來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你相信嗎？”
餘切口乾舌燥，說：“我相信。”
王世民笑著點頭，“我根本就不知道啊，但是我還是做了，你又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等餘切回答，王世民道：“因為要做大事情，從來就沒有八九成的把握，這樣人人都能做，那就不是大事情。”
“王主編……”駱一禾喃喃道。
而餘切的胸中，產生了一股巨大的憤怒，這種憤怒讓他快要燒起來了。
我隻是想要寫個小說，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讓大家過的更順一點，少走點彎路。
為什麼總要遇到這些？
文學為什麼那麼的難？
劉芯武不是一個隻會以勢壓人的小乾部，他是個貨真價實的，有水平的作家，還是個文學研究者。
因此，在讀完《天若有情》之後，他發現了這篇小說中的缺點：確實，為了吸引到讀者，小說存在一些戲劇化的設定和橋段，這些本身來自於它的原作——作為一個故事片所存在的必要商業元素。
然而在八十年代初，這是有些突兀和稀奇的。
這既讓小說得到了喜歡，也讓小說露出了脆弱的一麵：它是幻想的，它幾乎不可能發生。
恐怕劉芯武寫這一篇文章的時候正在嘲笑：當餘切遇見了社會事件，因此讓小說得到超常規的追捧時，文藝界也正在進行另一個事件，你也想不到我能這樣聯係。
王世民不想讓兩個年輕人過於焦慮，尤其是不想讓餘切焦慮，“餘切，你是個作家，你的任務是好好寫小說，這些場外的事情我們來處理。”
他歎道：“幻想文學……幻想難道不好嗎？人本來就是愛幻想的，為什麼連幻想也要分個有價值和無價值的，誰不愛做白日夢。”
“我馬上有個高級彆座談會要參加，到時候我代表《十月》和劉芯武溝通。”
“——那我們做什麼？”駱一禾問。
“寫小說，作家的事情，就是寫大家喜歡的小說，說起來最簡單，也最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