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麵前，馬堂開始他的表演。
“譬如臨清鈔關，奴婢試舉一例。若有大商從江南運了價值萬兩的緞絹到了臨清，按例該課稅三百兩。但是報關時，可謊報類目、謊報數目。鈔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便隻收三十兩。那大商則可另備百兩，上下打點。”
“殿下明鑒！臨清鈔關每年往來貨船絡繹不絕，然每年關銀隻八萬兩左右。陛下派奴婢們出去，就是見不得這些門道。憑什麼該收的稅銀，十中隻能得一？”
“再如開礦。礦禁雖嚴，可其利豐厚。地方大族，往往私采，打點地方，更無課稅。礦禁也不可輕開，隻因礦盜哨聚，易於招亂。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方上不少人私采之餘，卻從不繳礦稅，陛下如何能容忍？這才派了奴婢們出去，隻允奴婢們開礦……”
朱常洛靜靜地聽著，這些被派出的礦監稅使當麵說出來，這背後的脈絡才更加清晰。
結果也確實佐證了朱常洛的判斷。
大明財政的問題很多，但其中有一點是十分要命的，那就是賦稅的定額製度。
明初時，經過幾年的恢複，田賦收入達到了三千多萬石，朱元璋對此十分滿意，隨後宣布北方各省新墾田地永不加科。
到了後麵，更是把每年的田賦定額到了兩千七百萬石。
從此，大明有了非常穩定的田賦收入。不論田地規模怎麼變化，不論有沒有天災，不論勞力如何增長、耕作水平有沒有提高，大明的田賦收入一直在兩千七百萬石左右。
與之一同貫徹到現在、成為祖訓的，就是其他課稅也大抵如此。
但大明是停步不前的嗎？
表麵上的數據是這樣的，大明的人口和田土規模始終穩定，大明的收入當然也就很穩定。
朱常洛現在已經很清楚礦監稅使被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日益增長的財政支出規模與極為穩定的財政收入之間的矛盾。
張居正的新政還沒觸及深水區，人就沒了。
三大征開打，兩宮三殿沒了，朱翊鈞需要搞錢。
是為國家花還是為他自己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搞錢，是看不得錢都被官紳富戶搞去了。
這一點他和他爺爺一樣：都是朕的錢！
就是方法太粗暴了。
朱常洛看向田義：“聽了他的話，你還是覺得礦監稅使應該撤了嗎？”
田義彎了彎腰：“殿下，臣以為當撤！這些奴婢派下去了，除了橫征暴斂中飽私囊，卻都是沒真本事的。該征繳的稅該出自富商、大族，然而到了地方上，除了鬨得民怨鼎沸，卻是治標不治本！”
他深深地看著朱常洛：“張閣老當年都沒這本事。派這些礦監稅使出去，難道就能夠把該收的課稅全收上來？”
朱常洛沒說話。
田義倒是越來越掏心掏肺敢說話了。
田義建議撤除這些，他是站在維護皇權的角度，不願皇權因為這些銀子失了民心。
一年收到三十萬兩，放大到地方，恐怕普遍是這個水平：每一地都造成數倍的負擔。
群臣不分黨派出身，都群起反對這個，那是因為守著每年定額的賦稅對他們有利。
大明的人口和財富規模增長了多少？多出來的那些，皇帝和朝廷官方，可都沒見著。
礦監稅使到了地方，橫插一手搞到手的銀子主要就是破壞現有體係。
雖然有許多辦法可以把負擔再轉嫁給百姓，但規則被破壞，過去大家從中穩定得到的利益卻在縮小。
過去“不必”交的稅得多交，過去能收的錢被太監收走了。
而既然稅監也是換湯不換藥，同樣隻讓皇帝拿到一兩成，“劣跡斑斑”，那還不飛起來彈劾他們？
“那我就清楚了。”朱常洛看向了馬堂，“父皇把你們派出去，你們不也與那些人一樣嗎？你點破這些，無非自救罷了。聽說那利瑪竇再經過臨清時，你還真想扣下他那些東西自己獻上來，知道是奉旨入京的你才放行。好歹還知道有天威，聽侯發落吧。”
天津稅監在這些年的各地稅監“進銀”排名中隻是中遊。
朱常洛估計著這一回大概又將多一筆總計小幾百萬的收入。
區區一家外戚加一批外派太監，朱常洛的內帑餘額就將迅速膨脹到三倍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