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沒說跟漕河有關的事。
王珣低頭看著地毯，繼續說道：“草民等人是這樣想的，於是便大膽謀劃。思來想去，都與漕河有關。幸賴陛下聖君親理財計，草民等才敢想這些，陛下容草民詳稟。”
“好。敢想漕河，朕又高看了你們一眼。賜座，慢慢說。”
王珣激動不已，知道賭對了，立刻磕頭謝恩。
忐忑地坐下來之後，他才理了理思緒，斟酌著說道：“草民先從邊餉說起。陛下，如今九邊餉銀比之嘉靖初年，漲逾五倍。其中固因募兵大增，草民等人多在邊鎮往來，竊以為開中法之廢才是主因。”
朱常洛並沒開口打斷，要給人充分闡述的機會。
不過他說出五倍這個數字，頗為準確。弘治、正統年間，邊餉隻有四十萬兩左右；嘉靖初年，也隻有六十萬兩左右。
漸漸漲到現在的三百多萬兩，其中除了募兵比例越來越高，還有一條經濟線索。
那便是弘治年間開中法轉為折色法。
“若依開中法，商人解運糧草至邊鎮報中，得了倉鈔；換了鹽引，再到鹽場守支；支了實鹽，才可市易。過去，鹽政是與邊鎮軍務有關的。邊鎮既能多有糧食運抵，便可多給俸糧、少給餉銀；如今則大為不同。草民等既因山海關之事蒙陛下召見，便舉遼東為例。”
“弘治年間，遼東還是本色折色兼收；正德初年，便完全改了折色。”王珣咬了咬牙，還是下定決心說出實情，“弘治年間，遼東一石糧大約是三到五錢銀子；到正德年間，就要至少一兩銀子才買得到；如今，則要二兩多銀子了。嘉靖三十七年、三十八年遼境大水，米價更是漲到了七八兩銀子一石！”
“陛下明鑒：如今諸鎮之中，隻有延綏改回本色開中，其餘諸鎮或本折兼有，或儘是折色。邊鎮軍民既眾，糧食運抵益少；糧價漸高，邊卒餉銀既時常欠給、再經盤剝、更難買足口糧，這才時有嘩變。而邊防之重，朝廷則不得不漸漸加響。草民等竊以為，隻怕再有十年二十年，邊餉還要倍之。”
朱常洛聽完不由得點了點頭，經常往北邊跑的晉商，在這個問題上看得確實非常準。
明末邊防形勢惡化之後，確實邊餉很快飆升到了千萬兩左右的級彆。
王珣看到皇帝點頭，得到了鼓勵，繼續大著膽子說道：“而如今邊鎮既已大多折色，這鹽引也就成了關鍵。國初時，隻允商民行商報中。陛下曾提到內商，草民便說說占窩霸引。”
“這源頭還在成祖時，允了大小官員軍民人等皆中，不拘次支給。如此一來，勳戚、內臣、文武臣等，無論是倚勢占窩，先包了些邊鎮倉場所需額糧額草；還是直接向聖上奏討，所得鹽引往往巨萬。草民等普通鹽商，則有不許過三錢引之限。折色之後，占窩霸引愈演愈烈，這才漸漸有了內商之說。”…。。
“內商既成氣候，財計又愈發艱難，再加上可折色納銀得鹽引，於是又有內商擇期大買鹽引。財計尤為艱難時，大發鹽引，諸鹽場卻不見得能儘支。草民等邊商還隻是將所得倉鈔或鹽引大部分都賣與內商了事，那些專做市易的水商，往往要一等數年才能支得實鹽。甚至，鹽場還內外勾結，有鹽不予官鹽，反倒賣作私鹽中飽私囊，卻算做已支官鹽。種種亂象，不一而足。”
朱常洛這才開了口：“你看到朕也召勳戚一同入昌明號，便想著興許朕要集中勳戚手中的鹽引。而鹽法諸道，又以淮、浙為重。”
“陛下聖明，草民歎服！”王珣十分謹慎地說道，“草民再說說漕糧。漕河說是每年隻能運糧四百萬餘石，然如今舟楫常常阻塞，哪裡儘是漕船？南北貨船，每年運鹽的有，運糧的有，布帛、藥材……草民鬥膽直言，十二萬漕軍每年運送漕糧的船裡，都不知夾帶了多少其他貨物。”
“……你倒是敢說。”
“草民自然要知無不言、言無不儘。”王珣又離開了軟凳磕頭，“故而，草民等人竊以為諸多關鍵都在漕河上。陛下，如今也不比國初了。國初時，浙江一省、蘇鬆常三府便納舉國一成田賦，故有蘇鬆熟天下足之語。如今卻已是湖廣熟天下足，然兌運仍賴漕河。”
“陛下用草民等人打理昌明號，自是為財計著想。以草民等人淺見，朝廷財計要害，近處在漕河，遠處在江南。如今，自是先從漕河入手，方可稍稍理順。”
朱常洛笑了起來。
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那一天操江提督襄城伯和漕運總兵官新建伯也在，不然他們哪裡敢想漕河，哪裡能說出這一篇“竊以為”？
但與聰明商人之間琢磨著如何求財，確實也很流暢。
“說得有理有據，要害確在這兩處。”朱常洛讓他起身，“但你們拿出來的方略太大膽了，又不夠不夠大膽。”
王珣愕然看著他。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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