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就是造成了，跟之前完全相反的一個結果。
南唐總財政有錢了，州裡的財政變窮了，郡裡更窮，縣裡窮的隻剩褲衩子了，而鄉裡，則是直接就窮的光腚了。
就像之前的那封信裡所說的，“鄉鎮財政長期處於赤字狀態，而且每年的負債還在不斷的累加，就算是不搞任何的建設，隻應付上繳的稅費、給人員發工資、支付銀行的借款利息，每年入不敷出的缺口，都有上千萬之巨。”
當地鄉鎮財政無法維係，隻能將這些負擔轉嫁到土地上和農民的頭上，變成了各種名目繁多的雜費，借此來應對財政上的虧空和不足。
另外還有一個環境因素，南唐這邊的環境真不咋地，整個九十年代境內災害頻發，農民忙忙碌碌辛苦一年，很可能一場水災，一年的收入就化為了泡影。
關鍵這樣的災害，發生了還不是一次兩次，一次就需要很多年才能緩過勁兒來。
再一個原因就是，地方機構，人員臃腫，嚴重超編，他們可都是要靠財政供養的，當財政養不起的時候，可不就得從農民身上吸血補貼嘛。
最後不得不提的就是市場和技術因素了，南唐的農民，到現在還都是小農經濟，自動化水平低，也形不成規模，抗風險的能力自然就弱。
恰逢這會兒國際市場上糧食價格大跌，化肥、農藥等成本卻在上漲，這讓收入本就不多的農民，經濟上更是雪上加霜。
就是以上這種種因素的累加作用之下，九十年代的農民，逐漸失落，對土地失去了希望了。
其實像這種三農問題，並非一家一國獨有，這是從農業化轉向工業化，一個必然的進程和階段，基本上所有工業化國家都經曆過。
就像約翰牛搞工業化時，“羊吃人”的現象，還有毛熊大搞工業化時的，餓死人的那些現象等等！
而南唐的特殊之處就在於，人口基數太大，農民數量太多，所以其難度就會被呈指數的放大和增加。
因此，兜了一圈，事情最終又回到了一個兩難的境地中。
是要發展，還是要公平，是要工業化，還是繼續保持小農經濟，每一個選擇好像都會顧此失彼，但又不得不做出選擇。
所以，當後人驚歎於發展取得的成就時，請對農民保持適度的尊重，以及尊重那些為經濟發展建設做出貢獻的“農民工”們。
在經濟一路狂奔向前推升的背後，是他們壓彎了脊梁，在默默地托舉，崎嶇嶙峋的發展道路上，到處留有他們的汗水與淚水。
在王德發說完這些之後，唐偉東歎了口氣，就連坐在一旁，不“摻和”民政事務的龐軍，也是默然無語，因為，他本身也是農民出身，所以更懂得農民的艱辛與不易。
當年若不是跟了唐偉東，或許他現在正跟其他大多數農民一樣，要麼就是在家裡侍弄那幾分田地，要麼就是跟著其他人一樣進城去當農民工了。
過了一會兒後，唐偉東才開口問道：“既然這些事你們都知道了，那你有什麼針對性的措施嗎？”
王德發此時仿佛心裡也有了一些底，所以張嘴就說道：“我這邊已經安排了相關部門，準備去找幾個費改稅的試點。如果改革試點的效果不錯，我們準備在全域內推行這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