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對於老皇帝而言，朱高爔泄露的天機，過於刺激，需要時間好好消化一下。
或者，老皇帝想找黃子澄和朱允炆深入地談一談，以驗證朱高爔所言的真偽。
總之，黃亮來偏殿告知二人下午自由活動的時候，朱高爔並不意外。
雖然朱允炆對老皇帝恭敬孝順，但是實際上，對於老皇帝的很多做法和理念，朱允炆並不認同。
比如，朱允炆認為老皇帝頒布的某些律令法典過於嚴苛，不僅在老皇帝生前敦修改七十三款苛重的律條，即位後還禁止有司審案時依據老皇帝在世時發布的大誥和榜文，事實上否定了老皇帝的指令。
再比如，老皇帝在位期間對蘇鬆嘉湖四府課以重稅，朱允炆登基後下令江浙行省按每畝田地一石糧食的統一標準征收賦稅。
事實上，從南宋時起，江南的經濟就比北方發達，到了元朝，差距進一步加大，已經難以追平。
尤其是江浙行省，財賦居天下十七，每年上繳稅糧近四百五十萬但，約占元朝歲入稅糧總數的十分之四，而稅收金、銀，則大概達到半數。
因此當時流傳一種說法，“國家經費，獨仰於東南而已”。
在江浙行省，特彆是浙西地區最為富庶，土壤肥沃，物產富饒。
元朝末年，群雄逐鹿，論財富莫如士誠。
張士誠占據著浙西地區，逐漸喪失鬥誌，極儘享樂，與當地豪紳勾結在一起，大肆兼並土地；與此同時，不斷提高賦稅，僅蘇州一地，每年的賦稅就從元仁宗時期的八十餘萬石增加到一百萬石。
後來，朱元璋滅掉張士誠後，將張士誠政權名下的田產悉數收為官田。
而官田曆來賦稅較重，是江浙重賦的重要症結所在，然而並非根本原因。
實際上，江浙重賦的存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
江浙賦稅不斷加重，是從元朝和張士誠時期就已經存在的現象，而朱元璋則繼承了這一曆史趨勢。
江浙地區的賦稅是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而逐漸加重的，大體而言，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並未導致當地經濟不堪負荷而崩潰。
這裡富庶的農家經營，在農具、耕牛、糧食種子、水利設施等方麵都有著明顯的優勢，農業生產水平高，平均產出數量遠多於北方地區。
按產出數的一定比例征稅，而不是教條地根據土地畝數征收，顯然更適應朝廷當時的財政需求。
當然，地方官府應向當地的貧苦百姓、流民伸出援手，加以救濟。
朱高爔理清思路後，準備在合適的時機向老皇帝提及此事。
既然朱允炆在內心深處並不理解老皇帝的做法，一旦老皇帝仔細詢問，難免將會露出破綻。
多想無益，走一步看一步，見招拆招吧。
朱高爔打算去吳王府一趟，帶著張輔挑選一處院落，並熟悉那裡的環境。…。。
宮內生活多有不便，張輔在宮外得有一個落腳的地方，王府內單獨的小院能極大提升舒適度。
朱有燉和徐妙錦這倆保鏢形影不離地跟著，朱高爔覺得倍有麵兒。
剛進王府，就看見朱高煦熱情過度地迎出來。
為了避免他到外麵閒逛、口無遮攔、惹是生非，老皇帝特地下旨不準他離開王府。
這兩天，他快被憋瘋了。
“你們可算來了，再不來，我整個人就完犢子了”，朱高煦呲牙咧嘴地樂開了花。
“那兩個人一個比一個無趣，整天就知道舉著本書，開口就是之乎者也，搞得我腦仁疼”。
朱高煦說的謝縉和尹昌隆。
“不是還有觀老將軍？”
朱高爔記不住觀童的蒙古姓氏，簡而化之地這樣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