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論壇當中，李衛東也算是給相關部門和很多企業家提了個醒，讓他們彆太相信什麼全球供應鏈，至於他們是否願意相信，會不會做出應對，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企業論壇結束後，李衛東又馬不停蹄的來到了清華大學。
辦公室內，莊教授拿著一份技術目錄，在上麵標記著。
片刻後，莊教授將技術目錄還給了李衛東，同時開口說道：“李董事長，這些打對號的項目，是我們目前可以幫你解決的；這些打圓圈的，是可以通過研發，幫你們解決的；
這些打問號的，是通過研發以後，有可能幫你們解決的，這個不是百分百；隻有打叉號的，我這邊真的是無能為力，至少近幾年是無法取得技術突破的。”
李衛東接過技術目錄，望著上麵一大片的叉號和問號，苦澀的笑了笑。
李衛東在特區投資的傳感器企業已經運營類一段時間，但目前為止還隻能生產低端的產品，距離中端產品還有些差距，距離高端更是摸不到邊緣。
市場上對於傳感器的需求，也是以中端為主，至於高端傳感器，需求的數量雖然不算大，但利潤卻十分可觀。
低端傳感器市場，競爭非常激烈不說，而且利潤還薄。
李衛東付出了十幾億的投資，雖然對於整個傳感器行業而言，不過是九牛一毛，但花了十幾億就為了做低端的傳感器，李衛東肯定是不甘心的。
於是李衛東便聯係了清華大學從事這方麵研究的教授，希望得到技術支持。
高校對於李衛東這種國內知名的企業家，自然是非常歡迎的，財神爺嘛，誰不喜歡。
於是李衛東很快就對接上了這位莊教授，莊教授是清華大學精密儀器係的教授，算是國內傳感器研究方麵比較權威的人士。
然而結果卻並沒有讓李衛東感到滿意，國內在傳感器方麵的研究還是落後於發達國家的，李衛東所麵臨的很多技術難點，國內的科研團隊就解決不了。
傳感器被研發出來，最初是為了工業生產，在工業生產過程中，需要對生產節點上的參數進行控製，因此催生了傳感器的發展。也因此工業傳感器主要就是針對流量、物位、溫度和壓力這四大工業參數。
進入到日用領域以後，傳感器的檢測信息又進行了細分，主要保包括聲敏、光敏、熱敏、力敏、磁敏、氣敏、濕敏、壓敏、離子敏和射線敏等。
第一代傳感器是結構型傳感器，主要是利用結構參數變化來感受和轉化信號，這東西沒有什麼技術難度，隨便一個學應用物理的都能搞出一大堆。
第二代傳感器是固體傳感器，這當中就要用到半導體、電介質、磁性材料等固體原件。後來隨著集成電路的發展，還出現了集成化的傳感器。
集成化傳感器也是市場上需求最多的種類，中國隻能生產中低端產品，八成的高端產品都需要依靠進口。
第三代傳感器就是所謂的智能傳感器，這種傳感器具有自診斷功能、記憶功能、多參數測量功能、聯網通信功能等。
智能傳感器的科技含量比較高，成本也高，基本上不會用於家用領域，基本上都是一些高精尖的商用或者軍工設備才會用到智能傳感器。
中國的傳感器起步比較晚，到了改革開放以後才開始發展的，“六五”計劃的時候，中科院開始研究矽材料的力敏傳感器，當時隻做出了10毫米乘10毫米的矽片。
到了“七五”計劃時才解決了2英寸的矽片芯片，“九五”計劃時才做到了4英寸芯片。而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小規模量產MEMS芯片了。
所以在當時，中國的傳感器的確落後於發達國家的，落後的程度恐怕不亞於芯片產業。也因此即便是到了清華大學這種中國最高端的學府，也無法解決李衛東所遇到的問題。
望著技術清單上的圈圈叉叉，李衛東心中估算了一番，就算是現在給莊教授大幾千萬的科研經費，所能解決的問題也十分有限。
於是李衛東開口問道；“莊教授，我大致看了一下，這上麵的叉號和問號，遠比對號要多得多，也就是說很多技術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不知道您還有沒有其他建議，幫我解決這些問題。”
莊教授想了想，開口說道：“技術研發嘛，總是一個積累的過程，而是很多時候，花錢花時間做了研發，也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結果。
所以不是一直流傳著一句話嘛，叫‘造不如買’，既然我們自己做不出來，也就花錢買唄！如果可能的話，直接從國外購買成熟的技術，是最便捷，可能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我也考慮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但是傳感器方麵很多的核心技術都在美國，就算我們想買，美國企業也不願意把技術賣給咱們。更關鍵的是還有個《瓦森納協定》。”
李衛東說著長歎一口氣，接著道：“《瓦森納協定》中將傳感器定義為關鍵科技，並且單獨的列為一項，有關傳感器的內容更多達40多頁，有《瓦森納協定》在，我們中國的企業就很難拿到高端的傳感器技術。”
……
冷戰時期西方國家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禁運和貿易限製，搞了一個“巴黎統籌委員會”，也就是所謂的“巴統”。這個組織在1952年單獨成立了一個中國委員會，據說專門針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機構。
中國也沒少被巴統卡脖子，除了武器之外，像是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也是在禁運名單當中，累計共有上萬種產品。當年中國靠著算盤去計算原子彈的參數，就是因為巴統禁止向中國出售計算機。
巴統是冷戰的產物，冷戰結束以後，蘇聯解體，而且蘇聯的各個成員國，包括俄羅斯在內，也都嘗試著倒向西方，巴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於是西方國家便搞了這個《瓦森納協定》。
單就《瓦森納協定》的條款而言，其實並沒有正式的列舉被管製的國家，而且《瓦森納協定》也有一個所謂的“各國自行處理”原則，就是成員國可參照共同的管製原則和清單自行決定實施出口管製的措施和方式，自行批準本國的出口許可。
但是實際操作過程中，這個“各國自行處理”就是句廢話，肯定還是美國說了算。所以即便是《瓦森納協定》的成員國自行決定向中國出售某項技術，美國也會出來乾涉。
在科技和軍事領域，《瓦森納協定》可沒少卡中國的脖子，嚴重的阻礙了中國的發展，就好比芯片產業，就是受《瓦森納協定》影響最嚴重的產業。
但這個《瓦森納協定》也逼迫中國不得不進行自主創新，最終在很多領域實現了完全的自主化，等中國的技術成熟了，反而又搶走了西方的市場。
從這個角度而言，《瓦森納協定》對於中國，也不是完全負麵的，如果沒有這個《瓦森納協定》，或許在很多領域，中國仍然無法自力更生。
《瓦森納協定》雖然是針對中國，但是也激發了中國的科技創新和發展，從長遠看，《瓦森納協定》逼迫中國不得不自力更生，算是幫助了中國。
然而有一個國家，卻是《瓦森納協定》純受害國，那就是日本。
二十世紀的日本，在科技方麵完全不遜色美國，甚至很多領域的科學研究都超過了美國。即便是經過了“失落的三十年”，日本依舊可以靠著吃老本，在很多高科技領域站在世界前沿，這也從側麵說明，當年日本的科技有多強大。
然而科技發展最終還是要服務於經濟的，科技研究的成果，如果無法帶來經濟效益的話，那麼科研的意義也將大打折扣。
日本的科技雖然強大，但是日本的國內市場太小了，即便一億多人口都是高收入群體，但依舊無法給科研帶來足夠多的經濟收益。
這也注定了日本的科研成果，需要投放到其他市場，才能產生足夠的獲益，來維持科研的可持續發展。
所以日本熱衷於在全世界投資，他們在海外投資的同時，也將很多的技術帶到了國外，利用國外龐大的市場和日本自身的科技優勢，獲取高額的利潤。
民間有一個說法，說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海外還有一個日本。這裡指的就是日本在海外的巨額獲利。
但日本再富裕，也耐不住美國三天兩頭的割韭菜。八十年代的《廣場協議》割了日本本土的韭菜，九十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又割了日本在海外的韭菜。
這兩茬韭菜割完，日本元氣大傷，需要新的增長點，才能維持原來那種發展態勢。而中國顯然是當時最佳的投資地。
中國在那二十年的經濟成長，是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的。如果日本能夠將他們領先世界的科技，投入到中國市場，利用中國市場的高速發展，必然可以獲得豐厚的回報，然後反哺日本國內的科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