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來，募民北上到塞外屯墾十分不易，塞外有北虜，人儘皆知。
二來，就算募了民，墾了荒，也必須派駐軍隊保護。
一旦要駐大軍，就必須整修城池。
然而你一旦在那裡整修城池，塞外的蒙古部落也好，滿韃子的大軍也好，很快就會聞風而動前來破壞。
這樣的話，就算是你前期工作一切順利，比如把城池修起來了，派去的駐軍也能站穩腳跟了，可是募民屯墾的事情，也仍舊做不起來。
麵對來去如風的蒙古騎兵，麵對馬步軍戰力強大的滿韃子軍隊，楊振在遼西地麵上，根本找不到一個比較安全一點的發展環境。
相比較之下，他也隻能把目光投向遼東半島南端了。
當然了，之所以最後放棄在遼西發展，除了上麵的這些問題之外，楊振的心裡其實還有一個隱憂。
這個隱憂，就是崇禎十四年以後突然間開始大流行的那一場瘟疫。
在這場鼠疫大流行以後，漠南、山陝、中原、華北、江淮，包括大明京師，九邊，這些地方全都深陷其中，深受其害。
本就風雨飄搖的大明朝，在這場致死率極高的鼠疫大流行衝擊下，最後軍心散儘，民心儘失。
崇禎十七年春，這場疫情剛剛有所緩解，李自成大軍就兵臨京師城下，立刻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麵對這個內無兵馬外無援軍的情況，受到疫情重創的京師文武百官軍民百姓，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再然後，滿清鐵騎入關，撿了一個大便宜。
那麼問題是，滿韃子為什麼沒有受到這場超級鼠疫大流行的衝擊？
滿清入關以後，很多投降滿清的讀書人想不明白這個問題，就將之歸因於天命，認為是天亡大明，認為是滿清得了天命。
但實際上，主要是因為滿清國僻居在遼東一隅，與大明朝的腹地山海相隔，得了鼠疫的人也跑不過去。
崇禎十四年鼠疫在大明北方開始大流行的時候，滿韃子正擊中了全部軍力，在鬆錦地區跟大明軍隊對峙，準備決戰，並沒有入寇大明北方腹地。
特彆是崇禎十六年秋冬季節，大明京畿之地鼠疫流行最為凶猛的這段時間，黃台吉在盛京掛掉了，滿韃子上層忙著爭權奪利，也沒有入關作戰。
當然了，當時的遼東滿清國內，之所以沒有出現鼠疫流行，也跟鼠疫這種高致死率傳染病的特點有關。
鼠疫的潛伏期很短，染上病的人，很快就會發表，然後發高熱咳血而死。
這種傳播力強、潛伏期短、致死率極高的鼠疫，跟著大明北方流民四處擴散，傳得到處都是。
但是明朝末年的那些流民，為了求生，為了活命，幾乎都是奔著人煙稠密的，相對富庶的地方跑，並沒有往關外跑的習慣。
所以，明末的這場鼠疫大流行，往北，基本上局限在山海關以內，最北，也就是止步於遼西地區了。
等到崇禎十七年春夏之交，滿韃子大軍入關南下的時候，大明朝北方的鼠疫大流行，也基本告一段落了。
正是考慮到接下來幾年內這場鼠疫大流行的極端凶險，以及遼東半島獨特的地利，楊振最後才不再猶豫，才下定決心，把根據地從鬆山一帶搬遷到遼東半島南端去。
否則的話，他就算成功地避免了鬆山官軍各部在鬆錦大決戰中覆亡或者受創的命運，他也逃脫不了這場前所未有的鼠疫大流行。
崇禎皇帝是決不會允許他率領大批人馬長期雲集在遼西地區無所作為的，最多一年之後，崇禎皇帝要麼會強令他們北上與滿韃決戰，要麼會抽調他們到關內剿賊。
這兩個事情，都不是楊振在崇禎十四年前後想做的，或者說敢做的。
一方麵，對於北上與滿韃決戰，他沒有準備好，冒然決戰，凶多吉少。
另一方麵，對於南下入關剿賊，他同樣不敢冒然前去，因為去了一樣是凶多吉少。
楊振當然不是在擔心流賊的戰鬥力，流賊並沒有什麼強大的戰鬥力，他們雖然人多勢眾，可大多數還是一群烏合之眾。
楊振真正擔心的，是跟著流賊到處傳播的這一場鼠疫。
當然了，這些真實的原因，他隻能埋藏在自己的心裡。
而對外公開的說法，也隻能是渡海東進，收複失地，開鎮金海，攻虜腹心。
不是楊振圓滑，實在是現在的關內豬隊友太多，一旦陷入其中，好不容易攢下的這點抗虜的本錢，就會全賠在裡麵。
且說正月初五的這天上午，楊振在內院裡與仇碧涵以及兩個大丫鬟包好了餃子，讓人把張臣、楊占鼇、鄧恩、王煆這些老人以及留守協理營務處的幾個人全都請了來。
楊振領著仇碧涵，親自給到場的每個人送上了一包用紅紙封好的銀子，然後邀他們到二堂西側宴客廳一起吃了頓餃子，算是補上了年節的禮，把年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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