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的數學研討會還在繼續，不過現在更大程度上倒成了李諭的專題講座，因為現在除了數學係，湧入了許多其他專業的學生。
馬爾科夫和李雅普諾夫當然也無法阻擋，按照這時大學的理念，多學點東西很正常，還沒有如此嚴格的專業壁壘。
中午時，李諭準備好好回去休息一下，又被張德彝叫住。
“還在講嗎？”張德彝問。
李諭道：“今天多了許多生物係和地質係的學生，沒辦法，他們太熱情了，甚至還有人拿著手抄本。”
“你真是受歡迎。”張德彝讚道。
李諭問：“你哪，兩天不見，有沒有去拜拜喀山聖母像？”
“當然去了，我先找到了駐俄公使館，果然連祈禱手勢都不一樣。反正我是也念了‘阿門’，也在喀山聖母像前磕頭了，祈禱我這次能夠順利簽下《保工章程，英國人可千萬不要給我使絆子。”張德彝說。
李諭笑道：“人家英國人信的是新教，你在東正教教堂裡又用的中式磕頭禮，我看聖母現在都不一定明白怎麼回事哪。”
張德彝也笑道：“管不管事到時候再說嘛，實在不行我到了英國也去他們的教堂拜拜。對了，今天駐俄公使胡惟德在館中設宴，要我來邀請你去一趟。”
李諭倒是沒必要拒絕，於是說：“真是難得，一位俄國大使和一位英國大使聚在一起。”
胡惟德雖然與張德彝在名義上都是大使，不過張德彝的資曆要比他高，是二品官銜，胡惟德則是三品。
所以當張德彝與李諭一起來時，胡惟德還是恭敬地喊了一聲：“張大人。”
張德彝拱手道：“胡大人。給你引見一下，優秀的西學家，李諭，這兩天他在聖彼得堡皇家大學講學，我去看了，人滿為患啊。”
胡惟德說：“我早就聽聞了李先生的偉跡，今日一見，真乃少年英雄。”
李諭也客氣道：“幸會幸會！”
“兩位裡麵坐，我專門安排廚子做了家鄉菜。”
胡惟德是浙江人，後來在民國唐紹儀內閣當了外交次長，之後在北洋政府時期又當到了外交總長，甚至段祺瑞剛下台時，任命他兼任了國務總理並攝行臨時執政職權。
胡惟德準備的午宴非常豐富，西湖醋魚、東坡肉、龍井蝦仁、荷葉粉蒸肉、叫花雞，都是出名的浙江菜。
吃了兩天俄羅斯大列巴、酸黃瓜以及一言難儘的格瓦斯飲料後，李諭見到這些東西彆提多親切了。
胡惟德說：“聽聞先生在大學堂裡講的是數學？”
李諭回道：“正是。”
張德彝解釋了一下：“這次李諭其實是受邀去瑞典，由瑞典國王親自頒發數學獎章。”
胡惟德豎起大拇指：“實在是太厲害了！先生真乃我大清算學第一人！說來也巧，當年胡某人中舉，也是靠的算學。”
張德彝想了想說：“如果我沒記錯，光緒十三年1887年朝廷下旨在科舉中加設算學一科，第二年胡大人就中了算學舉人。”
“你沒記錯，張大人，”胡惟德道，“其實咱們說來也算是同樣出身，我畢業的上海廣方言館與京師同文館性質無二。不過在下當年主修了算學，兼修法文。至於俄文，也是幾年前才學。”
上海廣方言館在京師同文館設立的第二年便成立，是上海建立的第一所外國語專科學校，和同文館一樣，後來也添設了算學、天文等科。
張德彝笑道：“胡大人學得可比我紮實多了，畢竟還能通過算學中舉，我這麼多年僅僅學明白了一科英文。”
胡惟德說：“當年本以為算學中舉後，隻能進國子監的算學館，然後入欽天監。沒想到現在還能成為駐俄公使，想來也是因為朝中懂西學、懂洋文之人稀少之故。不過自從出使幾國以來，我也明白了，咱們學堂的算學水平差得太遠了。至於我這點算學水平，更是無足掛齒，和李諭先生享譽天下威震西洋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李諭說：“胡大人客氣了，如今您從事外交一事，同樣費心費力。”
清朝早前便設立了算學館，到了乾隆時期並入國子監，名額60人。雖然人數幾經擴充，依然隻屬於小眾門類。
國子監裡每天鑽頭學習儒家經典的名額尚有250人。
算學生與之相比有很大差距，更無法與全社會龐大的學習四書五經、誌在登科的士子群體相比較。總之，清代學習算法之人是非常少的少數。
而且從算學生的出路來講，雖然清代給予了算學生考監生、參加科考的權利，但算學館的建立主要是服務於欽天監，算學生是作為欽天監的後備人員來培養的，很難有什麼大的作為。
胡惟德能脫穎而出一方麵當時是他個人能力確實出眾，再者就是趕上了清末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人們對西方無限恐懼又無限憧憬，屬於乘上了時代的浪潮。
胡惟德指著一本《分形與混沌，“這是張大人從聖彼得堡大學帶給我的，慚愧啊，作為一名算學舉人，我竟然根本看不懂。”
李諭道：“術業有專攻，如果想要真正了解數學，至少也要像經史科考一樣鑽研多年才可。”
胡惟德當年學算學，頂多也就學到了初一或者初二數學的水平，基本都是一些關於數學的應用問題。
胡惟德倒了一杯女兒紅：“用家鄉的酒敬先生一杯，能在洋人那兒揚名，而且是他們的科學之道，著實讓我佩服。”
李諭端起酒杯：“科學可不隻是洋人的，早晚咱們能趕上。”
胡惟德道：“希望吧，現在的形勢……對了，先生可想見見沙皇？”
李諭搖了搖頭：“還是算了，除非他下令找我，不然還是不要主動去見。”
胡惟德道：“為何？沙皇尼古拉二世大皇帝畢竟是唯一去過東方的皇帝，對咱們還是比較友好的。”
“都是假象，”李諭心裡明白得很，“在沙皇眼中，咱們黃皮膚的人可都是‘黃禍論’的源頭。”
胡惟德愕然，身在外交場，雖然也沒有太多機會見到尼古拉二世本人，但他心中其實多少早就感受到了，隻得說：“但是沙皇對科研學者多少還是尊重的。”
李諭笑道：“我還是覺得在彼得堡大學裡更自由自在，他們也很尊重我，和他們在一起我感覺更舒服。”
胡惟德道：“先生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