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諭挺討厭軍閥混戰，從民國建立的那天開始，基本上每個月都在打仗，從來沒有消停過。但沒什麼辦法，隻能等時局一點點打出來。
軍閥說到底沒一個好人，“曆史的局限性”屬於老生常談，可也不能給他們脫罪。
吳佩孚隻能算是一眾軍閥中稍微好一點的那個，就像當年他憑借秀才身份在北洋軍中鶴立雞群一樣。
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民國經濟基礎薄弱，戰爭打個不停，軍費都吃不消。
李諭聯合文化界給吳佩孚發了個電報，號召和平。
吳佩孚樂得看到，反正他已經準備反了段祺瑞，不過具體什麼時候跳反還要再等等時機。
李諭沒必要太關心政局，繼續去大同大學開講座，首先講了講最近在京師天文台的發現。
僅僅發現一個木星的衛星對李諭來說壓根不當回事，但天文學屬於一個起步極早，但成熟非常晚的學科，起碼再過幾十年，人類對宇宙的認知才能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框架。所以一顆木星的衛星還是能夠在二十世紀初的天文學界獲得不低的曝光。
這場上座率爆滿的講座講完，李諭離開教室時，一名美國人緩步走了過來，“李諭院士，請留步！本人司徒雷登，來自金陵神學院。”
“原來是……司徒先生。”李諭同他握手道。
“很榮幸你認識我，”司徒雷登禮貌道，“我聽過幾次閣下的講座，一直沒能與先生結識。”
李諭說：“對不起，每次人都太多，我實在認不過來。”
“理解。”司徒雷登說，然後忍不住打了兩個噴嚏。
“感冒？”李諭問。
“最近上海到處都有感冒患者，”司徒雷登從口袋中拿出一張手帕，擦了擦口鼻，“我自詡身體不錯，竟然在這種不應該罹患感冒的季節生了病。”
李諭知道，這就是那場赫赫有名的西班牙流感的第一波。
“貴國應當也有相當多感冒患者吧？”李諭問。
“是嗎？我並不是特彆清楚，”司徒雷登說，“這種小事我沒有想過發電報詢問。”
目前真沒多少人把這場流感當回事。
先稍微講一個概念，“感冒”與“流感”完全不是同一個東西。
感冒在英文中寫作mon cold，流感則寫做influenza。
普通感冒，往往隻停留在上呼吸道，因為病毒突破不了人類強大的免疫防線，因此叫做“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普通感冒一般沒什麼致死性，但流感的致死率就相當高了。
流感病毒又可以分成甲乙丙丁四類（按照核蛋白的抗原性區分），丁型隻發生在動物身上；
丙型流感病毒比較穩定，很少變異；
乙型流感病毒變異也不大，
唯獨甲型流感病毒，變異性極強，每年都有較大的變異，幾乎所有的流感大流行都是甲型流感病毒導致。
對了，多說一句，這場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就是甲型H1N1病毒。
是不是很熟悉？
沒錯，到了一百年後，它還會動不動來上一遭。
由於甲型流感病毒是RNA病毒，單鏈結構，複製過程中極容易出錯，所以就算都叫甲型H1N1，去年的和今年的也不是一回事。
這就導致基本沒辦法開發疫苗，每年世衛組織都是靠各地的數據進行預測，然後指導疫苗開發。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很難超過50%，——也可能隻有10%，就看世衛組織預測得準不準。
司徒雷登說他不知道美國境內的流感，則是因為美國的新聞管製。
1918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反煽動叛亂法》，法案規定，凡“散布、印刷、撰寫或出版任何對政府、憲法、美國國旗或軍服不忠的、褻瀆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視的、醜化的或者辱罵的言論”，均構成犯罪，最高處罰金2萬美元及最長20年刑期。
這項法案確確實實執行了下去，比如一位來自蒙大拿的地產商人，隻是因為沒有買戰爭公債和沒有扛美國國旗，就被人辱罵為“德國鬼子”，被捕入獄。
嗯，言論非常自由！老雙標了。
西班牙流感最可怕的是一戰末尾時期的第二波衝擊，目前是致死率不太高的第一波。
按照流行病學上的溯源，該病毒源自美國堪薩斯的一個軍營。——美國此時有眾多新兵軍營，就是為了訓練赴歐士兵。
某一天，一個炊事員在淩晨發現自己感冒了，到了中午，軍營中已經有一百多人出現感冒發燒症狀。
最終該軍營有1100多人感染，死了46個。
雖然還是二十世紀初，但流行病學已經不是新鮮學科，按道理，這種規模的疫病必然要引起重視，但美國並沒有如此。
這部分新兵沒多久就帶著病毒前往了歐洲。
然後病毒直接撒了歡，迅速跑遍全世界，隻要是人多的地方都出現了感染。
在此期間，隻有中立國西班牙因為沒參戰而不需要進行新聞管製，報道了流感暴發的新聞。當時的西班牙有幾百萬人感染，包括國王阿方索三世。於是乎這個天大的屎盆子莫名其妙就扣到了西班牙頭上，被叫做了“西班牙流感”。
（此後世衛組織已經不允許以地名稱呼任何流行病病毒。）
第一波流感影響範圍很大，基本波及了全世界，中國同樣出現了很多流感患者。
但此時的病毒沒有那麼大的致死率，所以各國僅僅當作一場普通流感事件看待。
李諭感覺有必要再生產一波口罩發放。
司徒雷登也沒當回事，他說回正題：“李諭先生在教育方麵有十足的經驗，我特來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