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這段小麥的發展史，能看到外來的農作物在中國生根發展需要漫長的時間。
再回頭看十六世紀傳入大明的美洲高產作物“三兄弟”，它們在明朝的境遇各有不同。總結一下，三者之中以番薯種植最多，玉米次之，土豆最末。
即便是種的最多的番薯，也限於閩粵之地。萬曆末年的《泉州府誌》記載“貧者賴以充饑”。至於其他地區，如江蘇有徐光啟在萬曆晚年引種，但效果並不好。
其餘地方或有零星記錄，都是當做新奇食物瞧個熱鬨。北方就更少了，因為當時沒能解決番薯種植的越冬問題。
番薯有大優點，耐旱、耐澇、抗病蟲害，但是它喜溫怕冷。當小冰期來臨，北方想種植番薯需著重解決此困難。
這個問題難解決嗎？
我相信中華民族的種田本事，事實證明如此。
乾隆十一年前後，山東德州的農民解決了番薯越冬難題，讓北方得以大麵積種植番薯。
這時距離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之死，過去了一百零二年，尚未跳出小冰河期的冷期氣候，也沒有出現跨時代的科學技術飛躍。
換言之，假如明朝早些重視番薯，百分之九十九是能解決越冬問題。當天災來臨時，多了一份保命的口糧。
遺憾是番薯、玉米、土豆，三者在明朝傳入中國，可它們被大麵積推廣種植都要等清朝年間。
外來農作物的本地化推廣，固然客觀上受到自然條件與技術水平的束縛，但先要問一問主觀上足夠努力去克服困難了嗎？
明朝沒做到。
番薯在閩粵種植後，不是沒人看到它的高產優點。
萬曆年間，何喬遠寫的《閩書》，卷一百五十讚美“番薯”。
說它“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讓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等等。
他也曾參政，首創了宗室入仕之法，試解決明朝後期嚴重的宗室問題。
明後期宗室數量龐大。其中或是兼並土地肥得流油，或因無法科舉做官又不得經商的祖訓而淒慘度日。
何喬遠敢於觸碰這種痼疾，他的下場卻是得罪肅王之子，隻因奏牘不恭之罪就被貶去了廣西。
萬曆年間已經進入明朝災荒期，對於一位在朝廷有名有姓官員寫的高產作物文章，當時又引起了多少重視？
答案是沒多少。
無獨有偶，錯失的機會不隻一次。
引進番薯的途徑之一，是福建商人陳振龍與陳經綸父子從呂宋得到番薯藤帶回大明。上書福建巡司金學曾，請其在省內推廣試種。
陳經綸在種植甘薯時，又發現了一種滅蝗蟲的方法。
他發現鷺鳥會吃蝗蟲，但不易人工飼養，就用家養的鴨子來代替，這就有了養鴨除蝗。寫成了《治蝗筆記》，詳細記錄甘薯田養鴨治蟲。
明廷有重視過嗎？鴨子治理蝗災需要慢功夫。崇禎年間蝗災肆意，倘若提前布局又會如何？
又一次，到了清朝乾隆年間才發揮其功效。
陳家後人陳九振在蕪湖做官，將祖輩傳下來的養鴨蝗術推廣出去，後來在清朝書籍中常見此法。
比如《治蝗全法》就收錄此術，且記載使用效果。“鹹豐七年四月，無錫軍嶂山，山上之蝻，亦一鴨七八百捕，頃刻即儘。”
回望大明，高產作物、滅蝗方法都送到了眼前，為什麼硬生生錯過？！
或許，有一件事能給出我們答案。
萬曆年間發生過一起水稻事件。
徐貞明上書皇帝，希望在北方試種水稻，他有了讓水稻在北方增大產量的方法。
這樣做好處多多。能減少漕運送糧的途中損耗，更能增加北方百姓的糧食收入。
我們知道萬曆年間已在十七世紀全球小冰期危機之始。糧食多多的，聽起來該是被采納的良策且立刻執行。
事實確實卻極為荒唐，部分北地大臣圍而攻之，極力反對北方水稻種植。因為一旦成功，北方就要分擔原本部分南方的運糧任務，其賦稅額度必增高。
不改變，是對當下既得利益者最好的選擇。
對於大明來說，這種選擇不是一次兩次，而是許許多多次當革新之物到來時選擇了打壓。
萬果皆有因，萬曆朝結束的二十四年後，明亡。
如今再看明之亡，是不是亡於天公不作美的小冰河期，想來各位觀眾朋友們心中自有答案。
補一句，這種北方種稻方式也為他人做了嫁衣。
清朝，雍正全麵推行了前朝徐貞明的方案。十餘年後，京津與河北水稻成片。
因此，大明在責問天道公或不公之前，不妨先問究竟有沒有儘到人事。
下集見。】
水鏡前，一時寂靜。
這一句句都是罵到了朱元璋頭上，誰叫大明的開國皇帝從前就缺乏這種革新理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