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往年，今年可能會漲得很高。”我盯著他說，“我雇主聚會時，說了一些事，他們從去年就大量囤積羊毛，工廠日夜加班，產出全送往了外國，好像是某種國債償還項目，我覺得今年國內的羊毛需求會很緊張。”
威廉愣了愣，不確定地看向我：“會嗎？”
“我也不敢保證。”我謹慎地說。
威廉摩挲著鐲子，皺眉思索了半響：“我去打聽打聽，這件事你彆和爸爸說。”
之後，他在外麵奔波了三天，回來後悄悄告訴我，他想試試。
我忍不住問：“要是失敗了呢？”
“做生意總是要冒險的，要是連這點勇氣都沒有，其他的就更不用說了。”威廉自嘲道。
他從我這裡借了10金普，鐲子卻沒有賣，他說：“我總覺得跟喬納森家牽扯太深不是好事，他們是一群壞事做絕的惡棍，我不知道他們是真的改邪歸正，還是裝模作樣，總之，跟他們來往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威廉說的沒錯，那個家族與普通人的世界不入，還是少接觸為妙，我點點頭：“彆擔心，明天我就回學校了。”
可是第二天，我在車站等公共車的時候，還是看到了海涅·喬納森。
他從一輛大得誇張的吉普車上走下來，滿含希冀地望著我說：“我送你上學吧。”
陽光正好，灑在他金色的短發和睫毛上，看上去淺淡得仿若透明，那雙深邃的藍眼睛溫和地望著你，像一片安逸的熱帶海洋。
我覺得自己的腳有千金重，隻能傻傻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地望著他。
“彆這樣，我又不是野獸。”他微笑著替我打開了車門，“隻是送你去學校而已，上車吧。”
我望著他的眼睛，搖搖頭，又搖搖頭。如果我愛他，也未嘗不能坐上他的車，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愛他。曖昧不清不是我的性格，與其讓他繼續糾纏，不如說個明白。
公共汽車來了，等車的人推推搡搡，一窩蜂擠在門口，這個季節，車廂就像個巨大的蒸籠，炎熱不說，還混雜著各種惡臭的氣味。而且不早點擠上去，連張凳子都搶不到。
我跑向擁擠的人流，對海涅揮揮手，大聲說：“不要再等我了，你走吧。”
陽光太刺眼了，我看不清海涅的表情，隻奮力地拚搶先登上汽車的機會。終於找到一個空位坐下來，有心思看一眼窗外的時候，我才發現漸行漸遠的道路儘頭，海涅一直站在那裡，和散落在空氣的揚塵一起變得虛幻飄渺。
我身邊坐著一位滿臉大胡子的中年男人，他雙手漆黑，穿著泥濘的背帶褲，說話粗聲粗氣，身上還散發著令人作嘔的汗臭味，他和幾個同樣裝束的人結伴而行，似乎是工友。
他跟我打招呼說：“你是新城人？坐車去哪兒？”
我謹慎地笑了笑，沒有回答。
大胡子瞥了眼我背包裡的書本，自顧自地說：“還在上學吧，城裡就是不一樣，女人也上學，我女兒19歲時都是三個孩子的媽了，從沒上過學，現在也過得很好。要我說，女人沒必要上學，你看過《社會真理報》嗎？他們宣傳的一些東西很有道理。”
他取出一張皺巴巴的報紙，拉扯兩下，遞給我：“給你，你讀讀。”
我好奇地接過來，發現這是普國社會工人黨的黨報，上麵有各種新聞和社評。
整個旅途當中，我一直在讀這份報紙，我發現編撰這份報紙的主編莫斯利·斯特瑞拉是個指向性非常明顯的激進主義者。
社會新聞大篇幅地報道了窮人們的困境，借以抨擊執政者，而社論多是在宣揚普國社會工人黨的執政理念和目標，以及報道他們目前取得的成就。
裡麵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對女性的看法，他認為現在開放的社會風氣，使女性逐漸趨向於墮落。
‘雖然女性工作，也為社會創造了價值，可這促使她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而不是家庭上，這對家庭的和諧穩定造成了極大影響。家庭是國家的基石，家庭不穩，則社會不穩……’
‘女性是缺乏理性，充滿感性的生物，她們不能理智地看待世界，尤其當她們能自由掌控金錢的時候，這種不理智會促使她們做出極端的行為，墮落為傲慢、驕奢的拜金主義者……’
‘女性是多麼偉大啊，她們勤儉持家，哺育子女，照顧丈夫和老人，她們比男性更懂得忍耐和犧牲自我，所有樸實無華，勤勤懇懇的女性都應該受到尊敬。可惜近年來外國傳入的肮臟思潮正在影響著我國的傳統女性們，使她們失去了作為女性來說最美好的品質，甚至失去了對家庭，對父輩和丈夫的尊敬……’
作者以一種自以為溫文爾雅、尊敬女性的口吻強烈控訴著女性外出工作的種種弊端。
最後他主張，普國社會工人黨以繁榮經濟為己任，努力提高男性就業率，使柔弱的女性不必從事繁重的勞動，能安心待在家裡，照顧家庭。
讀完後，我發現作者完全否決了女性作為一個完整的社會人進行自我選擇的權利，還洋洋得意於對女性做出了最妥帖的安排。
這讓我想起了伊麗莎白，姐姐嫁給了海涅三哥的那個中學同學。
這次回去，我在街上遇到她了，她結婚了，可看上去不太好，一個人上街買菜，眼角還有隱隱約約的於痕。
我跟伊麗莎白打招呼，本想跟她寒暄幾句，她卻以很忙為借口，匆匆走遠了。自始至終，她臉上都掛著冷淡梳理的笑容，看上去客客氣氣，溫溫柔柔。
仿佛隻是一瞬間，曾經那個鮮活、傲慢少女就凋零了，她變成大人了，是妻子，是母親，是成熟，是忍耐。
生活給少女恣意的花期太短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