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陝西大規模民變以來，大明朝中對弭平流寇的態度始終分“剿”、“撫”兩派。崇禎帝性格剛烈，即位後一直奉行“剿殺為主”的策略，故此堅持強硬剿賊的地方官員諸如洪承疇、盧象升、陳奇瑜、孫傳庭等文武均先後受到提拔重用。在朝中，亦有以楊嗣昌為代表的鷹派朝臣得受寵信。
去年四月，因張獻忠、馬守應及羅汝才等流寇東犯乃至南直隸，朝議皆以為要剿平流寇，必須先困其勢，一如提壺打水，若壺破水溢，則覆水難收。楊嗣昌殫精竭慮，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麵張網”之策作為“大舉平賊”的指導性方針。大體計劃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麵之網。此外更有總督、總理隨賊所向，專事征討。
早在萬曆四十六年九月，由於遼東軍費用度激增，朝廷便決議在每畝田地原有征收定額的基礎上，
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十月，又加派三厘五毫。至第三年三月，再加派二厘。三年累加每畝加派九厘稅銀。到了崇禎三年，時任兵部尚書梁廷棟請“乃於九厘外，畝複征三厘”，如此一來，截止本年，隻遼餉一項，便增加至九百萬兩。
而今明廷因此“十麵張網”之策需增兵十二萬，兵費騰升。故而在崇禎十年改因糧為均輸，照舊糧額每畝加征六合，每石折銀八錢，並加征銀一分四毫九絲，全國上下合為三百三十萬兩，稱為“剿餉”。
遼、剿二餉統共征收一千二百餘兩，於百姓而言自是嚴酷盤剝，反觀明廷，壓力亦不算小。迫於現實，考慮一味剿殺成本過大，崇禎在與閣臣、心腹討論磋商後，最終定下“剿撫並施”的策略。
實際上，楊嗣昌並不讚同這種做法，他認定對於流寇，隻有除惡務儘一條路。最初盧象升受詔北調，推薦候補人選時，楊嗣昌準備推薦第一人選的是現任四川巡撫、以酷烈著稱的傅宗龍，但不想熊文燦走了宦官的路子內定了席位，他才臨時改薦。
雖然表麵上看楊、熊內外同氣連枝，但二人的
對付流寇的立場其實南轅北轍。熊文燦不善將兵籌謀，短於征戰，故此從東南調任至人生地不熟的湖廣、河南著實信心不強。崇禎十年九月，他在上任途中路過廬山，與善僧空隱和尚曾經有過對話。當時空隱直截了當說：“公誤也。”並以“公自度所將兵足以製賊死命乎”、“然則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麵、不煩指揮而定者乎”連問，熊文燦皆不能答。最後隻能當著空隱的麵跪在佛像前祈求“撫”策奏效，甚至表示若最終成功，願意餘生削發為僧。但空隱也搖頭說出“吾固知公策必出於撫；撫之誠善，顧流寇非劉香比，慎之”的話。
熊文燦本希望以在福建招撫鄭芝龍的經驗繼而招撫流寇，但這樣的想法即便是被招撫的流寇，也嗤之以鼻。張獻忠就笑著對部屬說過“此欲芝龍我也”、“是欲劉香我也”之類的話。他能明白，對熊文燦的心思，楊嗣昌等人也不會瞧不明白。
所以，在朝廷方麵主觀與客觀的雙重壓力下，熊文燦不可能做到對所有流寇一視同仁，儘數招撫，不得不接受“撫”中帶“剿”的現實。但是這種“剿
撫並施”的策略卻沒有一種統一的尺度或者標準，這也直接導致了當下各地主“剿”與主“撫”的管理，包括熊文燦在內各地巡撫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主張分彆去“剿”、“撫”。
換言之，一家流寇能否被朝廷接受招安，不靠彆的，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私情門路。這也是當初趙當世選擇接受張獻忠的邀請的關鍵所在。過了這村沒這店，那時候若不接受招安，很有可能就此錯過機會。
相對的，流寇中有人被“撫”，就得有人被“剿”。隨著劉國能、張獻忠、趙當世等大寇先後受撫，明廷取得了楚、豫間博弈的主動權，加之近期陝西的李自成亦勢衰，明廷實無必要繼續糜耗財力精力去招撫那些他們認為不太重要的流寇。更進一步說，在明廷的計劃中，如馬守應、羅汝才等輩，是要除掉的。
張獻忠能降，馬守應等又何嘗不想降？但事實很殘酷。
二月，混十萬馬進忠等部敗於郾城。三月曹操羅汝才等十餘家大敗於光山、固始間。四月老回回馬
守應等部再敗奔逃，馬進忠本人頭中一箭。四月馬守應、馬進忠等分彆向湖廣、河南方麵官軍請降，均遭拒絕。本月，河南方麵複行進剿，馬進忠等逃散，後會和唐縣。自崇禎十一年伊始，尤其在劉國能、張獻忠等投降後，馬守應、羅汝才乃至小一級彆的流寇票帥們都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自己很有可能遭到了拋棄，遭到了朝廷的拋棄，也遭到了昔日袍澤戰友們的拋棄。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一度對侯大貴麵露凶光。他們不忿，他們憂懼。
既然一時半會兒降不了，那麼為今之計隻能繼續抱團取暖。羅汝才自己降不了，又為防止手底下人被他人勾誘，分化軍勢、動搖軍心，故下達了除他以外嚴禁所有人私自與官軍接洽的軍令。賀錦、藺養成、李萬慶、劉希堯又如何不曉得這規矩，麵對咄咄逼人的常國安，他們啞口難言。
當其時，常國安將刀沉沉放在桌案上，仿佛下了號令，左右兵士齊跨一步，似要將在座幾人繩之以法。
豈料侯大貴忽然將手一立，喝止道：“且慢！”
常國安凝眉問道：“閣下有什麼想說的？”
侯大貴回道：“山神廟遠近數十裡荒無人煙，形勢全在老常你掌控中。既如此，又何必著急要將我幾個請回營去。坐下再談兩句不打緊吧。”
常國安笑道：“我不著急，羅大掌盤子急。”
侯大貴撇撇嘴，呼口氣道：“他是他，你是你，他急，你何必跟著著急。”
一聽這話，常國安心中一震、瞳孔微放，但故做淡定道：“閣下的話，我聽不太明白。”
侯大貴笑笑，道：“向年在川中，聽聞老常你是赫赫有名的搖黃十三家之一，無論實力、聲望，都屬上乘，本大有可為。緣何就拋卻苦心經營的根基，執意出川了？”
常國安臉一暗，正想說“還不是拜你趙營所賜”，但轉念想若這麼說了，卻是自認輸了趙營一陣、矮了趙營一頭，於是轉言道：“形勢有變，我也不過順勢而為。”
侯大貴“哦”一聲，點點頭道：“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我姓侯的粗獷，倒也明白這個道理。袁韜愚蠢剛愎，為他效力，不是老常你的格局。”說著，問道，“你前麵提到‘形勢有變’四字，我也覺如此。識時務者為俊傑，我營當年若未見機行事，想來亦難有今日氣象。”
常國安冷笑道：“論抓機會，無出貴營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