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卡拉，一陣子彈上膛的聲音，密集的腳步聲，安保們向南易靠攏，警戒隊形還沒擺好，兩聲急促的1911射擊聲便傳進了南易的耳朵。
“報複行動，撤撤撤。”
隨著身體被人按低，南易的目光看向槍聲發出的方向，隻見一個有印第安黃種人特征、皮膚黝黑的墨西哥人正騎在一個人的身上，手裡拿著一個冰錐快速地下插、提起，如此往複，被騎著的人明顯早就掛了，泄憤的用意一覽無遺。
南易被護送到停在酒吧外麵的車裡，埃迪斯·貢薩雷斯也沒被保鏢忘記，她同樣也被護送出來，天仙還帶著一個拖油瓶，她把安吉麗娜·朱莉也給帶出來了。
等汽車駛出，南易又對埃迪斯·貢薩雷斯揶揄道：“很安全？”
埃迪斯·貢薩雷斯給了南易一個白眼，並沒有說話，神遊天外，迷迷湖湖的安吉麗娜·朱莉繼續迷湖著，雙手毫無規則地揮舞著，也不知道陷入了什麼樣的幻境。
車隊來到克羅尼爾酒店，南易讓天仙把安吉麗娜·朱莉扔進一個房間，他自己則進入自己的房間，打開冰箱拿出一瓶水，先灌了幾口，然後把空調打開。
克羅尼爾酒店並不是墨西卡利最好的酒店，隻不過它的位置很好，周邊百米之內沒有其他建築，酒店隻有十二層，高度有限，且屋頂是一個平台，可以很方便地直升機撤離或索降撤離，另外，酒店采用的不是中央空調，而是獨立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墨西卡利天氣炎熱，不開空調根本待不住，如果是中央空調，很容易就被人釋放“有害”氣體，不管是導致昏迷還是直接殺傷的氣體，隻要吸入就會任人宰殺。
等空調的冷氣帶走身上的汗漬，南易衝了一個涼，隻穿著一條褲衩就坐到桌邊，打開電腦他之前忽略掉的金融小組做出的“墨西哥比索危機”、“墨西哥原住民革命危機”的分析報告。
墨西哥人有的皮膚顯白，具備白人的特征，有的皮膚看起來很黑，都快要和黑人接近，這和墨西哥三大主要人種的構成有關。
第一種，也是人口最多的人種，原住民和歐洲白人的混血後代、種族融合的產物，混血方式很多，名稱也不少，什麼梅斯蒂索人、卡士蒂索人，卡士蒂索人如果再與西班牙人混血，那麼他們的後代則會恢複西班牙人的身份。
西班牙人當初為了維護在墨西哥的統治，在人種文化上可謂是費了不少功夫。
第二種就是原住民，不管他們叫什麼族人，總的來說還是印第安人，或者也可以叫瑪雅人。
第三種就是白人後裔，一直沒和原住民混血，或者混血之後一直充分保持著白人特征的一撮人，這種人的數量最少，隻占人口不到十分之一。
墨西哥有一個州叫恰帕斯州，最貧窮的州之一，同時也是墨西哥的無價之寶藏所在，恰帕斯州擁有墨西哥最為豐富、潔淨的水資源。
1960年，恰帕斯州人口占全國的3，發電量占全國的5；到1980年，該州擁有全國50的水力發電能力，等於全國20的各種來源的電力；恰帕斯地下沉睡著多種珍稀礦藏，石油儲量豐富。
同時，那裡極為豐富的生物種群早已為諸多號稱生物學家、人類學家的歐美專家所采集（其實是盜竊），美國市場上早有數十種古老的印第安草藥被注冊專利、壟斷生產，甚至數千年來，印第安人最為古老的飲料玉米飲也成了美國市場上的專利產品。
如果說，當年的殖民掠奪曾將無數印第安原住民，從平坦富庶的高原逐向深山密林，那麼今日，他們勉強躋身的叢林深穀卻再次成為新殖民主義資源戰、生物戰的場域。
恰帕斯的經濟、戰略意義遠不僅如此。
作為地理奇觀，特旺特佩克地峽、崇山峻嶺間一馬平川的大道，穿越恰帕斯的重山叢林，200年來，這始終是北美世界所覬覦、連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為便捷的通道。
隨著巴拿馬運河的運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峽，同時將原住民最後的棲身地開發為原材料產地，由廉價勞動力組成的若乾大加工基地，便成為美國更為緊迫的需求，在1980年開始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墨西哥政府配合下緊鑼密鼓的推進。
為了各種開發原材料項目，墨西哥政府不惜耗資大興土木。
1970年，恰帕斯州的所有公路總長約3000公裡；到1975年，數字翻了一番；1973年，單單一年的高原地區的公路預算，等於居住在那裡的大約30萬個家庭所需的所有糧食的開支。
基礎建設項目接踵落實，地主擴大原材料買賣市場，搶奪原住民更多的土地，以擴大生產。另一邊，許多原住民在發展政策的擴張中，放棄了土地與耕作，改行做采挖業工人與建築工人，進而生計深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了震驚金融界的聲明：“本國無法按期履行償債義務。”
這是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開端，自此，墨西哥陡然跌入債務困境。
恰帕斯州基本上由大型牧場、咖啡種植園，以及小塊家庭土地組成，土地分配不平等，土改沒有真正落實。
原住民十分貧困，他們所生活的地區耕地短缺，森林覆蓋的低地土壤貧瘠，高原地區容易水土流失。
多年來，原住民社區領袖發聲反抗，卻慘遭謀殺。
1974年，在聖克裡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舉行第一屆原住民大會，參會者來自多個族裔，1230名代表包括587名策爾塔爾人，330名左齊爾人，152名托霍拉巴爾人和151名喬爾人，代表了327個社區，30多萬瑪雅原住民。
這屆大會堪稱原住民團結頑抗的裡程碑，會前一年，所有社區全民參與討論，同時培訓不同方言間的傳譯，不依賴殖民者的語言西班牙語作為唯一的溝通媒介。
1974年，當原住民的戰鬥力增強時，墨西哥政府的政策從自上而下的原住民主義轉為參與性原住民主義，努力將原住民領袖和組織收編。
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情況下，如政府創建的印第安人全國委員會，官方組織發生分裂，產生了自治分支，至今仍然存在，並活躍在自治運動中。
1980年代末，墨西哥在拉丁美洲率先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在承認原住民權利方麵走在前列，為原住民組織提供了更佳的政治發展機會。
1990年，墨西哥修改憲法第四條，承認墨西哥是具有多元文化構成的國家，並賦予原住民文化權利，不過，墨西哥政府與原住民領袖匆匆進行了幾次磋商，卻把大多數組織和社區排除在外。
這種策略導致了區域自治會議，抗議原住民在實施憲法第四條的立法過程中缺席，也欠缺在全國範圍內討論自治的平台。
1992年，也就是去年，許多原住民組織參加了“抗議殖民主義500年”的活動……
看到這裡，南易往下快速翻閱資料，想看看有沒有附加著這次活動的具體內容資料，找了一遍，並沒有找到，他隻好接著前文繼續往下看。
瑪雅遺民頑強抵抗殖民者由來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戰爭於1524年開始，但瑪雅人拚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迭戈·德·馬紮裡戈斯領導的部隊鎮壓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時期發生了多次叛亂，曆史學家強調了“1712年策爾塔爾起義”，甚至將其稱為“坎庫克共和國”或者“策爾塔爾共和國”。
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間敵對關係在1711年進入了新一輪的危機，原住民的抗爭，挪用了天主教的聖母形象。在聖瑪麗亞的左齊爾社區，據說“具有原住民特征的聖母”通過木凋向兩名左齊爾村民顯現，此事在鄰近的社區中引起了騷動，宗教裁判所趕緊沒收了這個木凋。
此外，政府的苛刻稅收製度，以及主教收取的巨額傭金，加劇了社會的不滿，導致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當局。
此時，聖母的身影再次出現，這次是坎庫克社區的一名村民看到聖母顯靈，這被起義軍解釋為新的信息，起義軍為了保護這位“與聖母溝通的媒介”，組建了“聖女兵團”，彙集了32個策爾塔爾人、左齊爾人和喬爾人社區，隊伍中有三千名民兵。
聖女兵團通過半秘密的宗教活動來招募支持者，從而使原住民堅持自己的組織結構，也保持了與王室相對獨立的特性。
後來，在西班牙人的挑撥離間下，族裔間的衝突、領導人被收編，以及新西班牙軍隊的殘酷打擊，結束了“坎庫克共和國”。
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義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亂的種子逍遙法外。殖民者為了讓起義者記憶中保留失敗的印記，報複西班牙人被殺，並割下所有起義者的同謀者一隻耳朵。
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瑪雅原住民的抵抗時而公開，時而隱蔽，但始終存在。該地區的原住民和整個美洲大陸的原住民一樣，經曆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滅絕，是為人類曆史上最大的種族滅絕。
但是，無論是通過加入獨立軍的行列，還是通過在革命期間加入薩帕塔領導下的南方解x軍，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積極參與了墨西哥建國偉業。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彆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長期殖民戰爭中，並沒有丟失自己的身份認同。社會清洗與種族滅絕政策，卻加強了原住民的社會凝聚力和集體意識。
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戰爭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麵上大致是失敗的，其無法把西方理性作為唯一的思維方式，或者將天主教作為唯一的精神表達方式，強加給原住民。
二次大戰後，為了加強天主教會，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召開了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在1962年至1965年期間舉行。
在那次會議上，天主教內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麵，特彆是“反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分歧。作為這次會議的一部分，教皇保羅六世呼籲拉丁美洲主教團更新其願景和做法，使之與現實更加一致。
為了響應這一號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倫比亞麥德林舉行了第二屆拉丁美洲主教大會。這次會議的組成、討論的問題和得出的結論，對天主教會產生了全球性的影響。
麥德林會議期間表達的許多觀點，主張教會應譴責第三世界政府對窮人的係統壓迫和剝削。與會者同意不僅要譴責剝削和壓迫，而且要行動，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幫助，以有組織的方式，使貧困的人們能夠成功地改變其貧困狀態。
麥德林會議的結果鼓勵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會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這個大陸的特點，即由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結構產生的明顯的剝削關係，這個也被稱作“解放神學”。
解放神學的出發點是對現實和帶來這種現實的曆史進程的具體分析，但總是在神學層麵上。解放神學認為貧困是主體之間相互承認的否定，一個有窮人的社會是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
這種上帝的缺席存在於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於窮人身上。窮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有效存在是由不存在來提供的。
出於這個原因，解放神學家選擇幫助窮人，讓他們脫離貧困狀態，讓所有主體得到承認……（刪掉了一段）
這樣一來，拉丁美洲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之間的共生關係，解放神學家們對成為教會層級結構的一部分不感興趣，工作更注重社會組織，與窮人和無產階級一起。
隨著辯論超越了話語和知識層麵，在實踐中，由基層教會團體組成的運動日益壯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發展成為政黨。
墨西哥的基層教會團體起源於最貧窮的農村和城市地區，在遭受剝削、饑餓、壓迫和痛苦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現實中。主要行動者是原住民和農民、工人、失業者，他們在牧師、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於優先選擇窮人，是墨西哥教會的希望種子。
基層教會團體和聖克裡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教區，在原住民社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積極參加了1974年第一屆原住民大會，教區的工作加強了原住民的內部組織，促使他們與該州、墨西哥和世界的類似組織建立聯係網絡。
在這過程中，恰帕斯教區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觀所顛覆或影響，以至於一種“原住民教會”開始形成，由2608個社區組成，有400名預執事和8000名慕道者，與教區的結構協調，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會現實與各方參與的曆史，便會看到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本身是綜合體，一個社會進程將墨西哥和全球的廣泛的社會訴求、鬥爭傳統和批判思想結合了起來。
1969年8月6日，在新來昂州蒙特雷，民族解放力量成立。領導該組織的是塞薩爾·赫爾曼和費爾南多·穆尼奧斯·亞涅斯兄弟，阿爾弗雷多·紮拉特和勞爾·佩雷斯·巴斯克斯。
該組織的策略是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與國家力量正麵對抗。1972年，塞薩爾·赫爾曼·亞涅斯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為“鑽石”的營地，“薩帕塔遊擊隊核心”就是從這裡開始運作的。
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後，在塔巴斯科、普埃布拉、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韋拉克魯斯和新來昂都有網絡。
1974年2月14日，在位於墨西哥州聖米格爾·內潘特拉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警察和軍隊的襲擊，5名遊擊隊員被殺，16人被捕。
同時，恰帕斯州的奧科辛戈，“鑽石”營地遭到襲擊，幾名遊擊隊核心成員被殺；有一些人逃脫，包括塞薩爾·赫爾曼·亞涅斯。
從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頻繁地進入拉坎頓叢林。許多學生從馬克思主義大行其道的大學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學和查平戈自治大學，民族解放力量的許多活動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豐富組織經驗的政治化原住民團體的幫助下，同時得到來自大學的新激進分子的支持，馬科斯副司令等領導的薩帕塔民族解x軍的第一個營地成立，名為“虱子”。
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是：一個政治軍事團體，一群政治化的、非常有經驗的原住民，以及來自叢林的原住民運動。
第三個部分在1983年後成為該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開始了“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階段……
南易從資料中可以看出恰帕斯州一直活躍著一支遊擊隊，他們一直在壯大，卻還沒有進行過任何一次武裝行動，那他們到底是力量積蓄不足，還是在等待一個好時機？
若是在等待時機，他們又在等什麼樣的時機？
南易把疑問暫時放在肚子裡，打開“墨西哥比索危機”的分析報告。，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