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苗劉之亂平定，而一直在朝中維持穩定的朱勝非為了避嫌而上奏請辭，並向高宗皇帝舉薦呂頤浩和張浚，高宗皇帝準其奏，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禦營使，張浚則被升任知樞密院事兼川陝宣撫自製使。
這半年多的顛沛流離，又有苗劉之變的驚嚇，使得高宗皇帝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問題。來到建康府後，他又下一道罪己詔，大略為：“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並命人將此詔張貼於朝堂之上，遍諭天下。而後又聽從眾臣之言，出得不少政令，如減低賦稅，改革吏治，將三省並一等等。
雖然高宗皇帝表現出一副要有所作為的樣子，但實際其內心對於金國的恐懼卻是有增無減。他先是派人送降書給粘罕道：“願用正朔，比於藩臣。”
又親書降表於金太宗完顏吳乞買與金軍南侵統帥粘罕之前，其中更是極儘奴顏屈膝之事，寫的聲情並茂。書曰：
“謹致書國相元帥閣下：
某昨遣洪皓輸懇切之誠，懼道塗梗塞或不時布聞。則又令崔縱進書禦者，既遣使者於庭。君臣相聚泣而言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大國之征小邦，譬孟賁之搏僬僥耳。以中原全大之時猶不能抗，況方軍兵撓敗，盜賊侵交，財賄日朘，土疆日蹙，若偏師一來則束手聽命而而已，守奚為哉？’
自汴城而遷南京，自南京而遷揚州，自揚州而遷江寧。建炎二年之間，無慮三徙，今越在荊蠻之域矣。所行益窮，所投日狹，天網恢恢，將安之耶？是某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一身彷徨，局天蹐地而無所容厝。此所以朝夕鰓鰓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己也！恭惟元帥閣下以宗英之重，行吊伐之師，謀略如神，威權不世，其用兵之妙與黃帝爭驅逐。北平契丹，南取中國，極天所覆，混為一區，此豈載籍所有哉！故願削去舊號，自此一為臣者。蓋知天命有歸，而欲仰以成缺，天下至尊之人也如此。則願以小邦儘奉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學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隸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無有二上矣！亦何必勞師遠涉，然後為快哉？
昔秦並天下可謂強矣，而不廢衛角之祀。漢高祖成帝業可謂大矣，而不滅尉陀之國。周武帝兼南北朝可謂廣矣，而許留蕭察以為附庸。故曰：‘竭山而畋者非善畋者也，竭澤而漁者非善漁者也。伏望元帥閣下恢宏遠之圖，念孤危之國，回師偃甲，賜以餘年。倘異時奉事之誠，不足以當保持之意，則移師問罪，何難之有？某亦將何辭？嗚呼！中天而立，至威也；相時而動，至明也；存人之血祀，至信也；全人之肝膽，至仁也。兼是四者在閣下德為何如？在某之感為何如？不寧惟是而已。大軍一回，則數百萬之生靈永保室家，數萬裡之山河永成井邑。亦大國之利也！孰與夫皇？皇稱兵而自殘其一統之內哉。今社稷存亡，在閣下一言。某之受賜，有若登天之難；而閣下之垂恩，不啻轉圜之易。伏惟留神而特加矜察焉！”
這份“懇切”的求和書信送至粘罕處後，粘罕笑著對手下眾將說道：“趙九不足懼矣！”
而此時的東京留守杜充正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隨著各處州郡陷落，每日各處盜匪劫掠的求援信如雪片般飛至其案頭，令其如坐針氈。想著不知何時金軍便會來到汴京城下，到時自己隻怕是插翅難飛，而如今高宗皇帝人在建康，甚是安寧，心中便憤憤不平。憑什麼自己身處前線，而跟隨皇帝的臣子們便能得享太平。
杜充越想越氣，便將眾人召至堂上，說道：“如今天子已至建康，前有苗劉之變，某欲率軍拱衛天子，諸位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