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徒刑就是坐牢，這個刑罰在漢代比較嚴重，最高是城旦舂，也就是無期徒刑，但可以花錢贖，要是錢到位的話，可能一兩年就出來了。
而隋唐時期，徒刑比重就下降了很多，最多也就關幾年時間。
宋朝繼承隋唐的法製，徒刑甚至比隋唐還輕，一般也就關一到三年。
由於坐牢會增加朝廷的財政支出，所以當時遇到重型犯罪基本以流放為主。
隻是說是流放，實際上隻要你有錢，甚至都不用被流放，即便真被流放了，一路上日子也過得很舒服。
比如《水滸傳》裡，宋江因殺人被流放江州的時候，兩個衙役都客客氣氣。即便到了江州，由於使了銀錢，連殺威棒都不需要打，錄入抄事房，出入自由，跟回自己家一樣。
從這裡就能看出宋代所謂的流放刑罰有多少水分。
並且到了被流放地之後，也不需要坐牢，基本的人身自由還是有，官府會發放一些生產資料讓你自己耕種，錢多的話，你在當地過得不會太差。
所以實際上宋代的法律，並不能給受害者關懷和保障，甚至可能連應該有的懲罰都沒有，最多就是幫忙開發嶺南而已。
明清時期廣州地區人口增多，除了戰亂南遷以外，跟唐宋時期大量犯人流放嶺南也有一定關係。
趙駿認為這些法律完全不足以彰顯法治精神，因此才打算讓刑部重新製定律法。
這必定是個曠日持久的過程，甚至稍有不慎還可能引發司法變革。
可有些事情不管怎麼樣，都必須去做。
因為在一個人性、人權被壓製，沒有任何尊嚴的時代，需要有一個人幫底層拾起這份尊嚴，哪怕未來的阻力會很大。
趙禎沉默了片刻，輕聲說道：“或許大孫說得是對的，大宋要想強盛，法治一定不能少。”
“還要有法治精神！”
趙駿強調了一句，隨後說道：“隻有深刻貫徹這個理念，法律才能深入人心。”
王曾遲疑道：“若按你說的，以後改判刑就得坐監，可是坐監就要管犯人吃食，這對於朝廷來說，恐怕是必不小的負擔。”
“現在暫時先以流放為主吧。”
趙駿想了想，隨後說道：“但流放的目的地改一改，可以送到邊境修築工事，也可以送到陝西、河北，開墾屯邊。”
“大部分犯人都流放南方，或者刺配充軍，做囚徒送往邊境的話”
範仲淹沉吟道：“主要是擔心他們逃回來。”
古代流放為什麼都流放到南方？
就是因為南方鳥不拉屎，環境惡劣，而且非常難以逃回去。
比如宋朝的《元城語錄解》中有一句話，叫：“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雷竇化，聽著也怕”。
說的就是後世廣東、海南等地。
這些地方此時山嶺重疊、林木茂盛、瘴氣叢生，北方人過去，往往水土不服，很容易病死。
而若是流放到北方邊境，像陝西、河北等地，犯人很容易逃跑。
所以在古代流放其實算是比較重的刑罰。
“老範，你得有點信心。”
趙駿鼓勵道：“難道你還怕解決不了一群犯人？這些可都是勞動力。”
“好吧。”
範仲淹就不好說什麼了。
趙駿繼續說道：“先拿這些人充軍、開墾邊境，為西夏、遼國戰爭做準備，等以後如果能解決內憂外患，可以開拓海外了，送去東南亞、菲律賓，甚至澳洲、日本。”
“哦？”
眾人納悶，趙禎不解道：“不是說法治嗎？像後世那樣，以徒刑坐監為主，怎麼又流放海外了呢？”
“因為現在缺錢啊。”
趙駿歎息了一聲，說道：“法治精神的前提是有錢，沒錢談個屁的法治。流放海外，讓他們開墾良田、礦山，從國外運回糧食、礦產贖罪，等大宋真正強盛起來，才能維護好法律秩序。”
說到最後，趙駿又發出了一聲長歎。
在古代講法治精神其實是件很離譜的事情，因為這個時代看似文明，實則依舊野蠻。
皇帝、官員掌握生殺大權，想要弄死普通百姓，猶如捏死一隻螞蟻。
甚至地方豪強、衙門裡的下級吏員，都敢隨意踐踏法律，欺壓底層小民，成為他們頭頂上的一座大山。
而且即便是趙駿帶來法治，社會發展也跟不上。
首先你建造監獄，就要大量財政支出，還要管犯人衣食住行。
接著又得普及法律，進行教育普法工作。
然後是監獄建立之後，總要有人看管，這又是一筆花銷。
大宋人口上億，罪犯二三十萬絕對有。在沒有縫紉機的年代，勞動改造最多也就是種種菜，挖挖地。
管理犯人的支出以及給予犯人的衣食住行就靠種地完全收不回成本。
所以每一件事情，想要做好都不容易。
殺人倒是一勞永逸，但不管怎麼樣，亂世重典也隻能一時。
畢竟小偷小摸，你總不能也砍了吧。
因此趙駿想要像後世那樣，依法治國，難如登天。
但有些事情，你必須去做。
就好像要發展海外，發展工業，發展國家，即便很難做到，也得向著這個方向前進。
再艱難，亦要砥礪前行。
至少設定一個正確的目標，才能讓未來有一個明確的道路！
這也是趙駿想要成立司法部的意義。
(本章完)